众所周知，小粉红们常在世界各地为中共各种恶劣的行径极力辩护或谴责抗议。甚至在社群媒体中攻击与辱骂意见相反的人。可是在目睹香港反送中运动或亲历疫情封控、白纸运动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却成为反共的生力军。到底是为什么呢？来听听他们觉醒的故事。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来自山东省的亚历克斯‧朱（Alex Zhu）曾在2017年到欧洲留学。根据她的介绍，当自己来到欧洲留学时，曾对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感到非常自豪。她在中国时，学校正掀起爱国主义教育浪潮，以防止89年六四事件重演。但来到欧洲后，她却发现原来所相信的一切都受到质疑。特别是在她结识了美国男友后。
当时，西方开始指责中共当局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但中共否认这些指控，并将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称作是职业培训中心。朱女士为此和男友争吵不已。男友为她收集打印了有关集中营的文章，可是她却拒绝阅读。
“我以为只要看一眼它们，我就会被西方资本主义洗脑。”朱说。
直到她和男友吵到快要分手时，她才开始研究省思，结果让她感到震惊。她说，“一个流亡的维吾尔人可能在撒谎，但当100个或更多的人站出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时，你才开始相信它是可信的。”
2019年，朱女士和男友住在上海，当时正值香港发生的民主抗议活动，她和男友为此活动再次意见分歧，关系几乎破裂。她的男友被抗议的力量所感动。但朱当时读的是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文章，将香港抗议者视为攻击警察和居民的暴徒。 她认为男友疯了，还反问：“你怎么能支持这种暴力？”
2019年7月，两人去了香港。尽管朱女士避开了抗议活动，但仍被胡椒喷雾喷到。当她开始咳嗽和流泪时，一队携带急救箱的抗议者赶到，为她提供眼药水，并帮助调节呼吸。
朱说，“我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电流，让我感到既紧张又有点兴奋。”她开始理解香港人的不满。
当2019年底爆发的Covid-19来袭时，朱女士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得知Covid的震中武汉当局是如何掩盖病毒的早期迹象时，感到非常不安。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大量绝望的武汉市民发帖求助。随后，这些帖子消失了。她开始对可能会被审查的内容进行截图，还创建了一个Telegram频道，向一小群朋友和同事发送有关民众疾苦的图档信息。
2020年春天，她和男友离开上海，来到了美国。尽管她认为自己已经觉醒，但必须应对她的妈妈对日本和美国日益增长的敌意。这些国家被北京描绘成霸凌者。
2019年底爆发的Covid-19大流行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们对中共的“清零政策”和对疫情的信息压制越来越愤怒。2022年，中国多个城市涌现了反对疫情封控的示威活动和“白纸运动”。
当时，海外爆发了声援中国“白纸运动”的浪潮，大批中国留学生站出来，高喊“共产党下台”。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经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有不少是曾经的“小粉红”，如今都转为反共者。
经过中共三年的疫情封控，许多留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坦言，自己从“共产党”的洗脑中觉醒，认识到中共才是灾难的真正根源。
2022年，在海外一名牌大学举行的悼念乌鲁木齐死难者集会上，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负责人陈钟（化名）说， 2019年就在同一个地方，香港人在举行抗议，当时他站在支持中共的大陆留学生那边， “今天我回到了这个地方发言，作为一个反共者，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
疫情期间的种种经历，中国社会现实与课本上所宣传的诸多矛盾，迫使陈钟开始思考。他越来越发现，中共一直在给中国老百姓洗脑，而且洗脑的力度和广度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感慨，中共系统地给中国人洗脑，把中国人变得很可怕，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在抗议集会上，他喊出“我醒悟过来了！”并说，“真正的粉红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趋势。”
同样在2022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声援“白纸运动”的集会上，麦吉尔大学学生伊森（Ethan）主动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想接受采访。他坦言，以前他是支持中共的，遇到这样的反共集会，他都反对，有时还去阻止、破坏。但疫情这几年的经历，让他明白“中共太邪恶了，它才是所有问题的制造者。”
“我赞成End CCP（结束中共），中共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权。”他用这句话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学生集会上，一名女生演讲时说，她以前很爱共产党，但是，以前有多爱，现在就有多愤怒，“因为那些所谓美好的东西都是谎言。”
她经历疫情封控后，看到这个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同胞，“跳楼的跳楼、烧死的烧死、翻车的翻车、饿死的饿死，那（国家统一）有什么意义？！”“爱国不是爱党。国家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
她从一部被中国禁播的计划生育纪录片里看到：一名女医生说她自己一人就打掉9万个胎儿，其中40%都已经8、9个月了并有呼吸的，胎儿打掉后直接扔进垃圾袋；还有政府直接上门抢走婴儿，送到福利院，福利院变成了国际收养的利益链的一环。
她呼吁人们，一定要去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真的被灌输的谎言太多了。我们值得了解真相，了解真相才能创造未来。我很爱国，但是我爱的是我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声援白纸运动的集会上，大四学生露西（化名）对大.纪.元;记者说，从小老师、家长、邻居所有人都告诉她‘中共政府多么好”，来到美国后她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当同学们讨论说中共独裁，她为中共辩护，她不相信他们的话。
但是，中国疫情封控造成的各种人间悲剧，让她开始思索，中共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从网络视频里看到：因为严厉的封控政策，要生孩子的孕妇和老人因为不能及时去医院治疗而死亡；妈妈抑郁跳楼，女儿却不能出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死去。她最终看清了“中共不是为人民的政府，是为了他们（权贵们）自己。”
“现在我和人民站在一起，我要打倒中共。”露西说， 并鼓励更多留学生去了解真相，走出来抗争。
Wester Yang过去曾经是一个坚信中共鼓吹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小粉红”。現在卻变成以追求中国的民主与自由为宗旨的“青年反抗组织公民会”会长。Yang表示，反抗中共不能只局限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而是应该认清中共这个体制，这个政党的本质。
反观过去，Yang认为，中共的邪恶在于它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囚笼，人没有人的权利。投个资，会被割韭菜；买个房子，会被爆雷；存个钱，银行还会破产；吃个饭，饭里有苏丹红；喝个奶粉，是三聚氰胺的；上个幼儿园，老师又虐童……。
Yang说：“共产党给中国人灌输各种矛盾、各种民族主义，对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人的压迫。往香港扔催泪弹；新疆人，关集中营；拿飞弹去威胁台湾；更别说什么断航、减少航班，机票价格飞涨。很多问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去年(2023年)6月份才带着家人走线来到美国的宫凯说，法轮功学员开发的“自由门”翻墙软件，帮助他从一个“无脑粉红”转变为“追求自由的新青年”。
宫凯表示，他曾利用自己经营电商的条件，向客户传播翻墙软件。但中国的环境越来越严苛，他感到自己的风险越来越大，才毫不犹豫地逃离了中国。
宫凯说：“中国人还生活在一个被封锁的世界，一个谎言的世界，我感到他们很可怜，所以我希望共产党早日倒台。”
另一名走线来美的华人张雄也表示，“我很感激法轮功学员开发的破网软件，它是让大家接触到真实世界，没有谎言的一个世界的钥匙。”
去年4月流亡到荷兰的广东异议人士张国锐說，他是从被洗脑的小粉红，一直到看清中共真面目，才走上反共之路。
曾参与多个城市的“厕所革命”，张国锐说： 我第一次在推特（后改名X）发关于厕所革命，并且带有露脸视频的时候，共产党就把我所有在中国的账号都封禁了，包括抖音、微信等等。还有上门搜查我的房间，以及一切的物品，找我各种亲戚去警察局谈话。
张国锐强调，年轻人必须要保持独立的思考，认真审视中共宣传与现实的巨大鸿沟，才能避免其洗脑和操控。作为一个海外经历了种种反共活动的人，我希望年轻人能通过这些经验，看清中共的真面目，认清它的本质。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掉进他们设计的陷阱，真正走向自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