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11月19日在其年度报告中首次正式建议美国国会应当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分析认为，此举彻底改变美中经济与技术竞争格局，将加快外企撤离中国的速度。
USCC在其年度报告中说，中共未能兑现其开放市场与公平竞争的承诺，并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盗窃知识产权、实施国家补贴，以及经济胁迫等行为，破坏国际贸易体系。
国会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 说，取消这项待遇将“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支持供应链韧性，并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和我们的盟友。”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曾通称“最惠国待遇”，意味着美国进口的中国货物在考虑关税和其它限制措施时，享受美国所给予的最优惠待遇。如果美国真的取消了中国的PNTR地位，中国商品将面临更高的关税，其贸易地位将降至与朝鲜、古巴、俄罗斯等国家的水平。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一直享有PNTR地位。此后，美中两国的贸易额大增。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24年间，中国对美出口额从约500亿美元增至约5000亿美元，翻了10倍。
中国证券公司申万宏源的分析指出，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后，机械设备及零件、车辆机器零附件、集成电路半导体，以及矿物与金属及制品这些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都将大幅提高。
美国之音报导指出，目前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平均税率为19.3%，若取消PNTR，对中国的平均关税将升至60%以上。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的高级顾问钟伟峰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失去美国市场的优惠准入无疑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他说：“当中国国内经济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并且相比之下，现在出口成为更重要的增长引擎时，(取消PNTR)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对大.纪.元;表示，如果美国取消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大幅提高关税，将使“在华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急速升高，导致利润大幅缩减，甚至亏损”。为避免高关税，维持稳定的产业链，一些企业可能将产能及产业链迁往美国、印度、东南亚等地。
黄大卫补充说，美国的举措将给日常用品供应链带来冲击。目前，在中国生产的日常用品、家电、家具等，还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替代。如何应对是个问题。
川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及欧洲对中共的制裁也不断升级，将进一步加速外企撤离中国。其实在今年2月至9月期间，至少有17家顶级外企宣布关闭在华工厂或压缩经营规模。
今年9月，美国科技巨头思科（Cisco）第二次裁减大连员工300人；日本丰田集团旗下的日野汽车宣布停止在中国生产柴油发动机，其子公司上海日野发动机于9月30日停产。德国大众集团决定，明年关闭在南京生产帕沙特（Passat）和斯柯达（Skoda）的工厂。
今年8月，位于武汉市的日本本田汽车第二家合资工厂全面停产，裁员2,500人；美国IBM突然宣布关闭相应的研发部门，并裁员一千余人；日本柯尼卡美能达（Konica Minolta）宣布在无锡工厂明年全部停产，预计裁员超过1,300人；日本佳能（Canon）苏州工厂也开始软裁员；瑞士利勃海尔（Liebherr）将关闭徐州混凝土业务工厂。
今年7月，日本新日铁（Nippon Steel Corporation）退出与上海宝钢的合资公司；日本加藤工程机械（KATO）解散昆山市的合资工厂，并正式退出中国市场；微软宣布关闭中国所有线下授权门店，仅保留官网商城与京东旗舰店。
今年6月，日产（Nissan Motor）宣布关闭常州市的生产工厂；日本矢崎汽车零配件关停汕头市的生产工厂。
今年5月，美国科技公司Kingland解散大连金兰软件公司，裁员160余人；微软（Microsoft）的中国AI研发团队撤离中国，全部转赴美国。
今年4月，德国SAP上海部门裁员，预计裁员将会持续到明年第一季度。今年2月，日本普利司通（Bridgestone Corporation）关闭沈阳生产工厂，裁员1,200余人。
今年4月，日本伊势丹三越控股有限公司关闭天津的两家店，6月又关闭了上海梅龙镇伊势丹。目前，该公司在中国的店铺只有天津的仁恒伊势丹。
黄大卫认为，这还是刚刚开始，今后随着美中贸易战持续加剧与中国经济放缓，将会促使更多外企撤离中国。
据中共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8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5%，折合美元同比下降33.8%。同期，通过初次和二次收入渠道离境的外资规模达到2269亿美元，比2019年增加了73%。
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关志雄（Chi Hung Kwan）日前撰文表示，美国、日本、欧洲的很多企业为应对增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度，加速从中国撤离。这些企业在回归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加强与友好国家的经济联系。
关志雄认为，导致外企撤离中国的原因是投资环境的变化。主要有七点：美中对抗加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在华生产成本上升；中共加强所谓安全法规；与中国当地企业竞争激烈；重组全球供应链；中国排外情感高涨。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共为加强控制，出台了一系列与资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构成对外企营运的限制，特别是对资讯科技公司。此外，中共通过“中国制造2025”及其它措施发展本国产业，在减少对外资依赖的同时，也减少对外资公司的税务等优惠措施。
还有中共长期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导致中国排外情绪升高，并发生了一些外国人遇袭事件，如今年9月日本学童在深圳遇刺身亡，6月美国四名教师在吉林遇袭等。对外资企业而言，确保外籍员工及其家人的安全已成为一项新挑战。
关志雄在文章中说，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许多外企重新考虑在华经营战略，包括撤离。在此背景下，东盟国家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成为取代中国的投资目的地。
黄大卫也表示，中共复杂多变的政策也是导致外企撤离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的政策“往往是与其政治需求、领导个人喜好相关。这种变化难以从理性、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因而使外企对未来企业安全与发展前景产生很大担忧，不得不减少在华投资。
撤离中国的国际顶级企业将生产与资本转移到了哪里？
美国贝恩资本公司（Bain and Company）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受访的166位世界顶级企业管理者中，69%的人表示正在将产能迁出中国，比2022年55%高出14%。
这些公司选择的新投资地依次是：印度次大陆的占39%，美加为16%，东南亚为11%，西欧为10%，拉美为8%。调查结果还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将生产和业务“回流”到本国，或“近岸”邻国。
对于这一国际企业新投资地趋向，黄大卫分析，这些企业之所以首选印度，除了很多优惠政策外，印度人口结构合理，可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北美在政策、法规及财务等方面都非常健全，特别对主要面向欧美国家的企业而言，川普上任之后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吸引一些企业“回流”。东南亚情况与印度相似。西欧有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法规，其政策也受到欢迎。
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与经营成本上升，是迁出中国的主要原因。对占调查对象39%的美国企业而言，美国国会2022年通过的《降低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也是促使企业“回流”的一个因素。
黄大卫表示，美国调整对华经济政策，不仅使在华生产的成本增高，还有政治安全风险。在此情况下，国际企业自然要选择政治安全，法律法规、税务等相对稳定的国家。他说，可以预计，“未来几年，外资逃离中国的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