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失业问题成为焦点，青年生活负担越发繁重。而中共不仅被指失业统计数据失真，其面对的社会治理矛盾也日益突出，未来或面临重大政治及经济挑战。
6月1日，北京学者王明远发文表示，疫情三年来中国16岁到40岁失业人数至少已增2500万，第三次失业大潮正在席卷中国。该估计被一些专家认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仍认为是保守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同时，鼓励青年去“自讨苦吃”的中共当局，被认为是引发中国失业大潮的主要原因，未来或不得不面对失业问题引发的一系列深层危机。
6月7日，1291万名考生步入中国各地高考考点，比去年多出98万人，人数创历史新高。同时，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也创历史新高，为1158万人。
中国高校选拔的竞争已越发激烈，但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逐渐降低大学学位的价值。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期望，也已经越来越难与就业机会匹配。
温州机场集团2023年春季招聘拟录用人员公示显示，河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名校毕业生，拟被录用为该机场“场务及驱鸟员”；拟被录用为普通安检员的，包括伦敦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的留学生。该公示让不少网友感叹如今毕业生就业的难度。
中国求职平台智联招聘的一项调查发现，截至今年春末，只有一半左右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找到了工作，这是连续第二年出现这种情况，比例低于2021年的63%和2018年的四分之三左右。
此外，据《大.纪.元;时报》报导，近日还有一些拿到录用合约的毕业生，突然收到解约通知，例如中创新航的大面积解约应届毕业生事件，涉及至少2,000名应届毕业生，解约的理由是岗位变动，每人只能被预付3,000元违约金。
王明远在其文章中指出，根据历年统计，中国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而2020年至2023年，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他估计到2025年，中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将增至1900万左右，而创造更多新岗位“几乎不可能”，失业情况只会更普遍。
王明远在文中写道：“最近三年A股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减少了11.9%，去年企业注销率大致为10%，这意味着大致于10%的在职员工遇到裁员或失业困境，这部分青年人约2500万左右。”
他根据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员工数量，以及中小微企业的注销率估计出以上数字，并表示，因疫情及行业政策原因，旅游、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裁员情况更为严重，而上市企业的效益往往好于未上市的同类企业，因此，其它企业的裁员率应该更高。
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AlixPartners）3月27日发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17%大陆企业已开始裁员，且43%受访企业计划未来一年裁员或停止招聘。
5月30日，河南郑州一位民营企业老板肖明（化名）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企业缺人都不敢招，主要是负担不起，企业没有能力给员工买社保公积金，都处于维持状态。”他预计，今年应该只是大裁员潮的开始，因为订单少了，外资撤了，很多加工业都转到东南亚其它国家去了，用工岗位自然就少了。
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今年4月，中国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达20.4%，为2018年1月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点。
王明远认为，该数据不能反映中国青年实际的就业困境，加上近两年高校大幅扩招，以后的毕业生就业压力更大，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导致创造更多岗位越来越难，未来几年，失业将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
另外，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中国仅有956万名婴儿出生，人数为有记录以来最少，也低于今年参加高考的1291万人。中国人口正迅速老龄化，未来的年轻人，也面临着比前几代人大得多的赡养负担。
去年，中国每一位老人平均由2.26个劳动适龄人口供养，预计到2042年（也就是今年的高考生接近40岁时），每一位老人只对应1.25个劳动适龄人口。
尽管人口萎缩的影响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在中国教育体系和就业市场上体现出来，但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6月2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政府承认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已是“危险信号”。
“比如中东或南美其它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15%至20%的话，就会爆发社会动乱。其实中国也是处在爆发社会动乱的前夜，”他说。
根据中共官方给出的数据，中国今年有几百万青年人失业，但外界一直质疑中共官方数据的真实性。
王明远也认为，中共当局统计的失业率，存在失真情况，无法衡量实际失业问题。
他给出了三个理由，一是中国的“就业”标准太低，一周内仅工作1小时就算就业；二是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农民工，针对的是城镇人口；三是中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人，但社保参与率不到20%，很难得知这部分人的实际就业情况。
旅美经济学家李恒青6月5日对大.纪.元;表示，王明远的分析对了解现今中国青年失业情况具有参考价值，但当局在统计上做手脚，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李恒青举例，不少学校为了刻意压低毕业人数，不发给学生毕业证，让其先去找工作，因此“应届毕业生总数”可能就与实际有出入。
6月5日，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也对大.纪.元;表示，中国大陆失业率的统计确实存在遗漏，其抽样的样本比例过低，不到0.07%，农村很大比例也没有纳入调查。
他认为，王明远最后得出青年失业人口为5400万的结论，算是相对保守的，也是他的文章能发表的原因。
王明远在文中提到，此次就业危机由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引发，但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当局对于民营企业的打压，是造成青年失业率高企的主要原因。
李恒青说，不可否认疫情带来重大打击。疫情爆发后，根据当时统计，约有2.5亿农民工返乡，最后返回城市的农民工约1亿人，“因为已经回到城市的人，带回消息说，根本就没有工可做、没开工，有1.5亿农民工没回到城市。”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指出，年轻人在零售、酒店和IT等行业中的就业人数偏高，但这些行业不是受到了防疫措施的影响，就是受到了监管整顿冲击，且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此前10年，服务业几乎一直是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特别对年轻人而言，但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22年中国服务业就业人数不仅未增长，甚至减少了近1,300万。
王国臣表示，占中国GDP20%的房地产业下滑后，大量的建筑工人找不到工作，以及美中贸易战后，出口导向的企业用工需求锐减，都是中国失业问题恶化的主因。
时事评论员王赫则指出，如今整个中国经济链条出了问题，国家的投资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中，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越来越无效，情况已非常严峻。
今年5月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给大学生的回信中称，新时代中国青年应走进乡土，有“自找苦吃”的精气神。但此举被认为是习*近*平无力提振下滑的经济、无法安置失业大军的无奈之举，也被一些外媒批评为中共政府对年轻人的担忧不屑一顾。
已有一些省级政府鼓励年轻人到农村找工作，中共官媒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年轻人对工作“太挑剔”，敦促他们放下骄傲，去做体力劳动，并极力赞扬那些从事琐碎工作的人，例如一名20多岁的女子在找不到会计师的工作后成为一名垃圾收集员。
王赫表示，习*近*平提出青年人要“自找苦吃”，搞“上山下乡”，是开历史倒车，也说明中共对目前的失业问题束手无策。
中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4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承认，“就业结构性问题突出。”
加拿大《环球邮报》援引政治评论员蔡慎坤（Cai Shenkun）的看法认为，习*近*平的提议表现了对中国年轻人的“蔑视”态度。“他为什么要让年轻人放弃平静安定的生活，去追求苦难呢？”蔡慎坤问道。
CNN援引新加坡管理大学副教授约翰‧唐纳森（John Donaldson）的话说：“学生上大学是为了避免从事蓝领工作。这不是挑剔。
“如果良好的职业教育甚至只是中学教育就够用的话，那学生们不需要做出上大学的牺牲。”
王明远在文中警告，若失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将会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另一些分析人士也有此担忧。
李恒青说，企业刚投资下去，就被官方抢走，包括做小生意的也在“内卷”，大家竞相降价，最后导致恶性循环，这一代年轻人是否将因此失去希望，让人担心。
“而中南海关心的角度，是年轻人如果老找不着工作的话，可能会造成社会治理上的矛盾，带来危险。”李恒青说。
王国臣认为，不仅是民营经济，国有企业都出问题，未来可能会变成全面性萎缩，最后就业问题持续恶化，可能只能给老百姓一口饭吃，也就是再恢复吃大锅饭，供销社、下乡劳动的政策。
“连国有银行都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感到不确定性，原因来自于数据监管，更别说当局对于服务业进行思想管制，所造成的伤害，”他说。
《华尔街日报》在6月9日一篇报道中也指出，“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将对中国构成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