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因去北京上访被劳教，二零零二年四月回家后，就被管大院的袁大姐监视起来了：警告、跟踪、监视她都干。我了解到袁大姐“根红苗正”，是市优秀中共党员。文化大革命时，她当中学教师的丈夫被揪斗、关押，红卫兵抄家吓疯了她最小的女儿，为了孩子和自保，她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平反复婚后夫妻关系紧张。

我不记恨她，常常从生活上关心照顾她。出门、回来都跟她打招呼；我家有好吃的也带给她尝；楼道我从上扫到下并常年保持，但每月的楼道清扫费我都如数主动交给她；冬天帮她铲雪；她常年住收发室，土炕返潮腿疼，缺烧柴了，我把不常用的旧家俱劈了送她烧炕；她心脏不好，我给她送水送药。我的真心感动了她，渐渐的她对我有了笑脸，说话也柔和了。但是，当我看到她犯病痛苦的样子告诉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吉言时，她仍瞪起眼吼：“住嘴！想吃苦果子吧”？我不动心，一如既往的待她。

二零零四年秋高气爽的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她一把将我拽进小屋，小声说：给我讲讲法轮功的事吧，我想听听。从此我经常一边帮她干活一边讲真相。二零零五年新年后，她对我说：“大法真灵，我心不难受了，也有劲了。我也要学大法，李老师，收下我吧，我也要做真善忍的好人。”这时她才告诉我，市“六一零”、公安局、派出所、街道都找她下任务并以看大院的工作要挟，要她盯住我，放线钓鱼。

她笑着说：“他们都知道我是优秀党员，对我可信任了。我就说，放心吧，我黑天白天的盯着她呢，有情况我马上报告。这些年我亲眼看到只有法轮功才是好人。妹子你放心的炼吧，我看着他们呢，我不叫他们上楼去捣乱。”我的眼泪哗的淌了下来，原来她一直暗中不露声色的在保护着我。

二零零五年荷花盛开时节的一天，袁大姐回家吃晚饭，不知怎么被挂到汽车底下，她说：当时也没害怕，还觉著有人把我的手脚并拢，紧贴车轮却没压着。司机要拉我上医院，我不去，又送给我钱，我想起法轮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讹人，我没要。司机和围观的人都说，今天可真遇到好人了。

从前居民往大院扔垃圾她大骂，现在忍不住骂一句马上向师父认错，看到我就像孩子似的喊着：妹子，我又骂人了，我一定改，李老师，我再也不敢了。但劝她退出中共组织，她说还要考虑考虑。

二零零六年，当柳枝轻摇柳絮飞扬的一天，她对我说了如下一席话：我是老党员，我从心里信它，热爱它，我拚命工作，为它争光。……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亲眼看到法轮功和党说的完全不一样，黑白大调个了。要是没有法轮功，我被它骗死还给它唱赞歌呢。现在我看透了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党，它永远再也别想骗得了我了，我连它的一个字都不信了。我三、四年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了，没半句真话。妹子，帮我退!党!！

我望着她背后那颗高大充满活力的柳树说：用“春柳”两字退!党!吧！春天，万物苏醒，柳树又有顽强的生命力。她说，好，就用“春柳”帮我退个干干净净。分手时，她说：我只信法轮功了，跟李老师走到底了。

我久久的望着袁大姐的背影，内心为她的觉醒感到无限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