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是中共十年文革的一大特产。而煽动、渲染甚至歌颂仇恨，是样板戏的一大特色。请看《红灯记》中十七岁的革命后代李铁梅的这几句唱词：

“提起敌寇心肺炸

强忍仇恨咬碎牙

贼鸠山千方百计逼取密电码

将我奶奶爹爹来枪杀

咬住仇 咬住恨

嚼碎仇恨强咽下

仇恨入心要发芽

……”

《红灯记》之外，同为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白毛女》等等，都有十分劲爆的“仇恨唱段”。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见过绿豆芽，见过黄豆芽，难道这“仇恨入心”真的也能“发芽”吗？请看——

“开十次会，不如演一场《白毛女》”

1945年，中共延安“鲁艺”的文人骚客们，根据河北阜平一带百姓中流传的“白毛仙姑”的传说，按照中共的斗争哲学和夺权需要，经过东拼西凑，数易其稿，杜撰了贫苦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剧情，编造出一个大型舞台剧《白毛女》。

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首演。七大全体代表以及在延安的中共高层几乎倾巢观看。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上头”的指示，认为“恶霸地主黄世仁”的结局不够解恨，并特别明确提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此后，“黄世仁”“穆仁智”便在剧中被更改为当场枪毙。

1946年，中共华北联大文工团演出《白毛女》。当戏演到贫农杨白劳被“恶霸地主”黄世仁强迫在卖掉亲生闺女的文书上按了手印后服毒自杀，大管家穆仁智强拉喜儿抵债时，台下气炸了肺，口号喊的震天响，使劲向台上扔砖头，正好击中“黄世仁”左眼，饰演黄世仁的陈强顿时被打了个“乌眼青”。

一次到河北省河间县演出，台上演到喜儿诉苦，台下战士泣不成声。突然听见“哗啦”一声枪栓响，一个新战士把子弹推上枪膛瞄准了陈强，幸亏身边的班长发现及时，否则陈强早就没命了。从此，中共紧急出台一个死规定：凡是看《白毛女》，子弹一律不准上膛，经验枪后方可入场。

因为《白毛女》煽动仇恨太给力，中共如获至宝，迅速把这出戏推广到大大小小的剧团，大演特演。所以，当时中共上下流行这样一句话：“开十次会，不如演一场《白毛女》效果大”。

其实，那些仍砖头、子弹上膛瞄准“恶霸地主”的战士哪里知道，《白毛女》的剧情是颠倒黑白瞎编的，他们被上了一大当。

“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这句自己对自已咬牙切齿，自己咒自己粉身碎骨，自己对自己狠的不能再狠的话，是一首名叫《嚎歌》的最后一句。整首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文革中，无数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嚎歌》强迫“牛鬼蛇神”们唱，因为他们不被当人，所以不能叫唱，只能叫“嚎”。这个歌流传全国，各地曲子有所不同，但歌词基本一样。红卫兵强迫那些被打入学校“专政队”的老师们唱它，不唱不行，唱不好就打。

这首《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创作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８月。作者嘛，据当年北京市第四中学的学生回忆说，是他们四中的一名“红卫兵”。（被强迫）演唱者，是被打成“黑帮专政分子”的老师们。

“把我砸烂砸碎”，天哪，这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愤笔疾书”写出这六个字来呀？而且，被逼演唱的人，却是学生本应该尊敬的老师们。作者是一名中学生，想来不过十几岁的花样年纪，却不幸被中共过早的训化成冷血猛兽。毛泽东的红卫兵小将们，伴随《嚎歌》激起的深仇大恨，开始了疯狂的革命行动。

例如，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赶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戴高帽、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己死了。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她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

我们不知道全国有多少老师在1966年8月被打死。只知道仅在北京西城区，就打死了七个校长。

终生难忘那声“打——”

今天写下“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个题目，笔者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生长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河北农村，那时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但样板戏却可以天天听，天长日久，听来听去的，几乎戏中人物的所有唱段，不管是杨子荣还是座山雕，不管是李铁梅还是小常宝，也不管是胡传魁还是阿庆嫂，几乎我都会唱了。正如前文所说，不知不觉中，那些唱词中仇恨的种子，渐渐被种在了我的心田。而那时年少的我却还浑然不觉，甚至自得其乐呢！

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环境下，村里“批斗会”、“忆苦思甜会”开过不少回。每次开会，全村人都要参加，把那些六、七十岁的“黑五类”勒令到学校，让他们站在课桌搭起的台子上。高音喇叭开始数落黑五类们的“罪行”，大会开到高潮时，大队支书指挥民兵们，揪住“黑五类”的后脖领子，使劲往下按，有的老头、老太太被按的跪在课桌上。同时，大队支书在高音喇叭里高喊：“向无产阶级专政低头认罪！”如此要反复多少回。

当时的另一种主要娱乐形式是看电影，除去国产片外，还有跟中共交好的前苏联、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影片等，差不多都是斗争、仇恨等主题的片子。

当时有一部朝鲜电影叫《卖花姑娘》，我印象中前后看过五、六遍。剧情大概是说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早亡，哥哥被地主老财关进监狱，母亲受地主欺压病死，留下年少的姐妹俩相依为命，姐姐卖花，妹妹卖唱，姐妹俩历尽人间的万般辛酸，日子悲惨的让人心碎。终于“革命队伍”来了，把这姐妹俩从火坑里解救出来，哥哥也回到了家乡，乡亲们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对地主老财进行批斗……

记得有一回，在学校前面的操场上放映《卖花姑娘》。当看到尾声地主老财挨批斗那一幕时，我被剧情带动的完全“入戏”了，恨从心头起，竟然脱口而出喊了一声“打——！”

今天想想咋回事？是中共这架仇恨播种机，活生生把仇恨播进了我的心里，不仅发了芽，而且结了果。

结语

常言说的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共靠播种仇恨夺天下，坐江山，最终也必将在天怒人怨中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