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康心如是西南地区的一个银行家。他出生于1890年。1910年他由于右任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科。1927年他得到了刘湘的支援，将中美合资的美丰银行变成一个华资银行，是中国最早将外资变成中资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在抗日战争最紧要关头，他作为陪都重庆的参议长，积极抗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设立之后，我父亲和康氏家族以及他的美丰银行，在多方面为共产党做了工作（见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762页）。1949年身为国大代表的父亲没有跟国民党去台湾，也没有留在香港经营他的外贸公司（兆丰公司），而是和我母亲从香港回到重庆，怕国民党把他强制带走躲到了北陪。他盼望并等候共产党曾庄严承诺的那个民主自由、包括各阶层各党派共襄国事的联合政府。

1949年11月30日共产党军队进入重庆。美丰银行被迫在1950年4月4日停业。1951-1955年我正在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曾经收到过我父亲写给我的一封信，记忆很深。他在信上说“我怕你不服从真理，应该好好学习”。1957年他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之计，被定为二类右派，降级劳改。1966年8月他家被抄，锅碗瓢勺全部拿光，片纸未留，仅剩身上穿的衣服。1969年11月他病危，“经工宣队、军宣队经研究批准住院”。入院后三天，与世长辞。

小时候，我与蒋介石夫妇和蒋纬国有过一些邻里交往。尽管他们待我很亲切，那也没能左右我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判断。我成为公认的“反蒋急先锋”。1949 年我20 岁，其后听到“你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样的“最高指示”时，满心欢喜，浑身是劲。那时我真是太想规规矩矩地跟着共产党走，真是太想为中国的富强做贡献了。结果却是浪费了我的青春和壮年，让我无法像父亲那样报效祖国。如今我已经是垂暮之年，有人说我的一生是个传奇，我说：不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钉子，把那个太过沉重的备忘录，钉在历史的哭墙上。

－－原载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