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工作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反复教。可是他们一旦上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如何打他们，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之不了。
新庄大队共有7个生产队，1900多人。在“大跃进”年代，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家庭，1户中农家庭）。
“四清”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可支部书记马××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
仲组长把马××叫来，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马××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仲组长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
1964年11月19日，“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
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但是，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李秀英要诉苦。但她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怕她诉错了苦。仲组长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他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苦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我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从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就不想走了，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给大队干部上菜，离开伙房，赶紧溜进去，看到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匹。
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
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在诉苦过程中，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
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吆”一声，终于跪下了。
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
有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
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
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
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的场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
接下来的诉苦会变成了批尸大会。许多人借口不来，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出来，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
第三个人上去批判发言，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个人都摔倒了，尸体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救命啊！”然后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一样，社员们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