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18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带领市委写作班成员宣布造反，召开了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提出了“火烧陈丕显（市委第一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打倒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砸烂常溪萍（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口号。
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徐景贤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73岁生日那天，宴请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席间，毛泽东高兴地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毛泽东在祝酒时宣布：“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受毛泽东委派，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来到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接管”报社。第二天，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毛泽东得知后，兴奋不已。1月8日，他对《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
1967年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等人以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在人民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设369个分会场，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市直播。大会批斗了陈丕显和曹荻秋，还把几百名上海市局级以上官员揪到现场陪斗。大会宣布：“第一，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第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1967年1月10日，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给毛泽东送了两份新华社上海分社发来的电讯稿：一、《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二、《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份电讯稿批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2至3天内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32个造反组织的贺电。1月15日，上海造反组织向毛泽东发去电报，建议夺权后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不久，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正式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
新掌权的人接下来就开始跟原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算旧帐。1932 年3月17日，曹荻秋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时，在英租界曾被捕入狱，坐了5年牢。上海夺权不久，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个造反派，在旧档案中看到过张剑鸣1937年代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张云卿”（曹荻秋化名）进行谈话的原始记录。曹荻秋一倒台，他立即落井下石，写了一张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贴在上海市委大院对面的墙上，同时刷出“打倒大叛徒曹荻秋”的巨幅标语，在上海引起轰动。
1967年1月18日，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的三个代表，带着张春桥写的、请公安部长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一封信及1930年代的有关资料进京。康生看过后，立即批转江青。江青认为这个材料正是整曹荻秋极好的借口。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说：主席还健在，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啦。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说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现在想起来，也不奇怪。接着不指名地点了曹荻秋，说原上海市委领导中“另一个是叛徒，变节自首分子”。
江青的这个讲话把曹荻秋推向灾难深渊。夺权后成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立即在上海全市电视批斗大会上当众宣布曹荻秋是大叛徒。上海造反派前前后后对曹荻秋召开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会达75次！曹荻秋还被造反派反剪双臂，颈悬木牌，强令跪在修电车线路的红色高架车上在全市“游斗”。从1967年1月12日起，曹荻秋就彻底失去人身自由，被非法关押6年多，期间遭到了巨大的肉体和心灵的折磨。曹荻秋的妻子石斌也曾被非法关押过。他们的6个子女因为有个“叛徒”爸爸个个都受到牵累，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红卫兵被抄走。1971年9月13日，被写进中共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横死蒙古温都尔汗。文革初期被“监护审查”的一些老干部陆续被“解放”。1973年3月，曹荻秋解除“监护”后，被强令到奉贤县市直机关“五七”干校，继续交代叛徒问题。
一个名叫沈骁的知识青年曾在这个干校跟曹荻秋一起度过一年多的时光。他写道：“进干校不久，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校园里的人都视曹荻秋如同陌生人一般不予理睬，很少见有人与他打招呼或说话，即使在氛围相对宽松随和的餐厅用餐，也少有人与他同桌吃饭。每次食堂开饭，曹荻秋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最角落的餐桌前吃饭。时间久了，这个地方自然成为目睹昔日大市长‘风釆’的好去处，常有一些来干校慰问演出的文艺院团演职人员在有关人员的指点下，跑来这里围观曹荻秋，使他难堪不已。后来我得知，曹荻秋遭受冷遇和孤独是因为市里的‘当权派’将他定性为‘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人们不敢接近他”。
1973年10月，曹荻秋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申诉他不是叛徒，但一直没有任何回音。1975年，在文革中被当着中共“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曹荻秋似乎看到了希望，因为他曾经是邓小平的老部下。1949年1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之后又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从1949年11月起，曹荻秋先后担任过中共重庆市委第三、第二、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三书记，重庆市副市长、市长。
1975年，曹荻秋的申诉信经邓小平转到中央组织部。中组部调查组负责人会议研究后认为：1932年曹荻秋在上海被捕后，一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二没有发表反共言论，三没有供出其他党员和党组织，不应定为叛徒。4月1日，中组部将这个意见上报中央。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纪登奎表示同意，批送其他中央领导审阅。4月3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曹荻秋的叛徒不是已经定了吗？”他反对中组部的意见，硬要将曹荻秋打成叛徒。1976年3月，曹荻秋去世，他的家属要求中组部及早作出结论。中组部最后根据张春桥的意见，认定曹荻秋是“叛徒”！
其实，在毛泽东眼里，某个官员是不是“叛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扣上“叛徒”的帽子可以很方便地打倒他想打倒的人。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的人物是他的政敌、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意味着打倒刘少奇手下的一大批人。1949年以前，刘少奇是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早在1949年中共占领南京后，毛泽东曾经对中共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字方针的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就是一个不断清洗中共地下党的过程。
到了十年文革时期，刘少奇一倒台，还没有被清洗掉的中共地下党员绝大多数都遭到灭顶之灾。刘少奇被打成“叛徒”，还活着的中共地下党员，相当多的一批人，也都被打成“叛徒”。20世纪30-40年代，曹荻秋曾经是刘少奇的老部下，文革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让他继续当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市的市长？一顶“叛徒”的高帽子就足以将他占据的这个高位让给毛泽东的亲信了。这便是文革中曹荻秋被打成叛徒的真正原因。
曹荻秋跟着中共出生入死几十年，死的时候，仍然是中共的“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