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外国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摩根大通（JP Morgan）9月份报告显示，自2019年以来，2500亿至3000亿美元的外国债券投资中有一半已经撤出，美国在中国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下降了50%以上。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87%，只剩下49亿美元。
彭博新闻社和fDi Markets（一家外国直接投资跟踪数据库）关于新投资项目的资料是衡量外国企业是否仍在中国投资的更有说服力的指标。其数据显示，外国投资从2019年的120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740亿美元，下降40%，2022年再下降45%，降至410亿美元，达到自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政府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有多糟糕，知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经济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在中国经济结构性放缓的大背景下，反应迟缓可能导致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损失。”
这里隐含的假设是，防止经济损失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然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此提出了质疑。
《大.纪.元;时报》报导，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China Beige Book, CBB）的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的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习*近*平和中共领导层并不是讨厌经济增长，但这不是他们的优先事项。”
他说，“其首要任务是控制社会，包括经济，因此，每当在经济控制和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时，他们都会选择控制。”
史剑道和其他专家表示，整体经济增长并不是中国政权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要任务。相反，中共正在有意识地转变与全球经济互动的模式，并通过筛选和过滤寻找忠于习*近*平的外国投资者。
他们说，因此，中国的整体政治和商业格局与以往的经验大相径庭，西方的解读将对中国做出错误的假设，甚至比以前更加错误。
《华尔街日报》9月11日报导，中国经济持续恶化，令中共高层官员焦虑。自6月起，中共高层召开了10多次闭门会议，经济学家建议当局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刺激经济，但习*近*平无动于衷。
报导说，习*近*平的态度让人担心中共政府可能已把首要任务，从促进经济成长转向国家安全等其它问题。
迈克‧孙（Mike Sun）﹤化名﹥是一名美国商人，拥有数十年为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在中国开展业务提供建议的经验。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他回忆说，第一代美国投资者是带着开拓精神来到中国，那时的中国充满了机遇。从2000年到2012年，在中国投资就变得不费吹灰之力了。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从2004年的9%上升到2012年的22%和2022年的30%。
但是，2013年3月习*近*平的上台预示着一个不同的十年开始。2015年，这位领导人启动了工业“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半导体和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占据全球主导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政府鼓励从西方国家大规模窃取技术。
在孙先生看来，习*近*平逆转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融合，这一融合趋势曾经持续了二十年。
孙先生说，中国的变化在过去两三年里变得更加明显，这一时期正值COVID-19大流行，习*近*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权力的巩固。
孙先生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经济，“西方人认为中国经济很糟糕，青年失业率高，房地产业资不抵债，但习*近*平却认为中国经济很好”。
史剑道对此表示同意，“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确保他们控制经济，这方面进展顺利。所以他们认为这里没有出现危机”。
中国在这三年疫情期间是置外于世界的，当大家在跟病毒共存的时候，中国还是大力推动动态清零，可能因为一句话就封城了，让制造业承担很高的风险，没有办法去掌握与安排货品生产的流程 ，加速资金外逃。
中国企业家孟军（Meng Jun）对《大.纪.元;时报》说，他经营一家橡胶制品企业，年收入达1500万美元。2021年，当世界其它地区重新开放时，他位于中国南部广西省省会南宁的工厂又开始接到订单。然而，由于政府实施了COVID-19封锁，他无法恢复生产。
起初，他可以贿赂当地官员，这样他的工厂就可以在夜间生产，而其它工厂则不得不继续停产。但后来，因为根据中共的COVID清零政策，未经授权的工厂运营会被追查，官员们不想因此丢掉饭碗，没有人愿意通融。他因此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去年，他关闭了公司，前往美国。
孟军对《大.纪.元;时报》说，“习*近*平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控制，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孟军在三年的封锁中亲历这一切，他说：“仅凭居委会，即中共在城市地区的最低控制单位，几个大白，就能保证公寓楼里的几千人，甚至几万人中没有人敢违反规定出门。”
中国新版《反间谍法》于7月1日生效，赋予当局广泛的权力来调查任何被中共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行为。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8月访问中国时对记者表示，不少美国企业向她抱怨中国已变得“无法投资”，并指出罚款、突击检查和其他行动导致在他们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开展业务变得风险重重。
今年3月，中共当局关闭了美国企业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事处，并逮捕了五名中国籍员工。北京统计局随后没收美思明智534万元人民币（约73万美元），并裁罚1068万人民币（约146万美元）。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23年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减少或暂停了在中国的投资计划。他们最关心的是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策。
今年5月被中国政府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被调查的美商咨询业凯盛融英公司，在10月3日于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表示，经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后，已经通过国家安全合规整改验收。声明称：“公司深刻认识到，咨询行业必须增强安全和忧患意识，坚决堵住管理漏洞，持续提高安全防范标准，积极落实国家安全主体责任。”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公司越来越像一个中国公司了。”
他表示，外商公司没有人会喜欢这种低声下气地去向共产党的官僚忏悔、检讨、作保证或求怜悯的行为，没有人愿意的，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尊严的生活。这些公司显然现在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么做，不得已的原因可能是合同还没有完成，有些生意还要继续，无法一下子就撤出，但这种做法只会导致外商萌生去意，然后慢慢找机会撤出中国，转移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去，因为中国整个经商环境变得对外国人越来越有敌意。
据报导，除了突袭搜查之外，在中国的外商高管遭到中国政府禁止离境也时有所闻。
2009 年7月，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集团（Rio Tinto Group）前中国区负责人，澳州籍华人胡士泰（Stern Hu）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并于2010年3月因“受贿和侵犯商业秘密”被判处10年监禁。
孙先生说，胡士泰命运的真正原因是力拓放弃了向国有企业中国铝业公司出售关键资产的股份。彭博社报导称，该公司聘请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解决胡士泰和其他三名员工被捕的问题，但这位美国前国务卿表示他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胡士泰在上海附近的一所监狱服刑八年后于2018年获释。据中共外交部称，他因“服从管理和教育”而被减刑。
来到2023年，违规的风险和违法的成本更高。
孙先生说，“《反间谍法》中的模糊用语可由中共解释。中国共产党故意制造这种不确定性，让外国投资者不知道该怎么做，除了服从中国共产党，他们无法规避风险。”
他补充说，“这是为了制造恐惧，让人们不敢碰任何微小的可能招致麻烦的事情”。
孙先生和孟军说，未来在中国赚钱的“天选之人”将是那些忠于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人。
不过，这些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有一次，孟军凌晨两点被一位省级中共官员的电话吵醒，命令他立即交付数十万元人民币，因为这位官员需要现金赌博。还有一次，他不得不在广西省经营一家高档酒店，免费招待党政官员。2005年，在他开始频繁往返广西和北京之后，他的合伙人接管了这家酒店。
孟军说，虽然外国商人可能不必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来讨好官员，但受到的羞辱可能是相似的。他补充说，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荒谬，官方宣传呼吁人们对于“习*近*平思想”务必“入脑、入心、入魂”。
对孟军来说，这意味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他于2022年4月离开了中国。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中国的商业格局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
谢田教授表示，中共对于外商并不信任，它很害怕外商跟中国境内的反共势力结合起来，或者是把外国的民主自由理念带进去中国。
谢田教授说：“因为任何自由社会的那种正的理念，一旦在中国国内出现的话，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倒行逆施的一种反衬，一种映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