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清零政策失措、高层政策的朝令夕改、全球民主阵营的去中国化等多种因素的重压下，中国经济惨淡，外企转移，社会加速内卷，失业率不断攀升。就连外卖、快递等兜底行业也人满为患，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失业大潮令当局束手无措。
付紫金2019年7月从安徽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她回到当地城市里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寒假后疫情爆发，学校全面停课，她就一直在家看书准备报考事业单位，幸运的是疫情解封后，她参加考试，一次就考上了。
她解释说：“可能是我报的那个岗位在（乡镇）农村，很多人不愿意去，竞争力也比较小一点，但是要是到县级城市里，考那个岗位的话就非常难，竞争力特别大。”
可是晚一年毕业的两个好朋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们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疫情，找工作已经非常难了。尤其在疫情期间，大学生、研究生争相报考事业编，大城市的竞争就更大。
付紫金说：“她们考事业编，一直都没有考上，前一段时间一个朋友才考上县城里面社区的一个岗位，叫什么后备干部。另一个朋友想留在合肥，但合肥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她一直考到现在都没有考上。她爸妈都是体制内的，让她一直考一直考，她考到现在都没有考上，竞争力太大了。”
“她现在在一个类似于那种辅导机构工作，就是卖课，卖那种网上的课给别人。一个月工资也不高，但是她是独生女，所以一直就是靠家里面给钱。”
由于城市就业难，当局为了避免大学生失业大军所带来的政治危机，还推出“上山下乡”运动。要大学生到基层吃苦，到偏远乡村执教。
2020年8月还爆出了“杭州市余杭区招聘了一批清华北大毕业的研究生到街道工作”的新闻。最近，杭州某互联网大厂的员工回湖南老家，发现今年乡镇基层录取了大量的硕士生。”
上海市民王先生说：“就业压力大，不行了就上山下乡再搞一次呀，文革再搞一次，有很多地方就这样了，已经开始了。”他表示，叫年轻人去吃苦，谁想吃苦，你就叫他（中共权贵）先吃苦吧，叫他现在先挑两百斤走十里山路，先试试看，反正折腾吧，折腾到哪里是哪里，继续折腾。现在该润的都排队润，润不起的就躺平吧，就等死吧，就这么回事。”
付紫金表示，她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偏远山区的孩子很可怜，你去送知识，感觉是当老师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事不简单，涉及到女性权利。比如说很闭塞的那些山区啊，有女老师去的话，她可能就回不来了。当地有很多单身汉，可能就把你留在那，就不让你回来，什么强奸女老师啊，让人家生孩子不让人回来，所以后来我就打消了这种念头。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是为了想促进生育吧！不知道上面又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据中共人社部统计，大陆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达1158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清华大学经济学家王明远估计，中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付紫金表示，从第一次疫情放开之后，经济就是一个大崩溃，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现在就更惨了。以前是有工作的还能继续工作，现在是有工作的都让你失业，就是把人往绝路上逼的感觉。
付紫金的两个住在合肥的大学同学，毕业之后没有考编，直接去了教培行业。
付紫金说：“那个时候正赶上中国开始打击教培行业，她们两个就干不下去了，失业了。那一段时间她们也在想，教培行业干不下去了，以后该干什么？后来一个同学找到了早教中心，教那些很小的小朋友，那种不属于教培行业。”
“然后另一个同学好像是去做了什么叫催乳师的行业，就是那些哺乳期的乳妈妈，可能要喂奶，帮人催乳的那种，她去改行干了一段时间那个。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再联系，不知道她现在干什么了。”
谈到对未来的预期，付紫金说：“反正国内现在都不好过，非常不稳定，因为你不知道上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他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他（中共）一句话就可以影响你的工作。现在看起来已经放开让办护照了，看起来是国门已经打开了，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说不准哪一天又收紧了。非常有可能，以后收紧彻底关国门，这完全有可能。”
上海市民王先生说：“是什么导致现在这种状况？大家心知肚明不能说，一说马上罪名扣上来了，大家都知道，都明白怎么回事。没办法，他们有枪有炮有军警，八百万军警，老百姓没办法，只有忍气吞声。”
北京自由撰稿人彭定鼎说：“大家都在追求二十大精神，要加强党的领导，个人的自由和经济自由丧失了。私营企业创造财富的这些人，越来越难有创造财富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必然的现象吗？”
网上流传一篇题为“当一个45岁的中年男人重新找工作”的文章，提到一位2000年大学毕业的魏鹏的故事，文章说2013年魏鹏35岁买了宝马，2015年和朋友一块创业自己开家居店，一年能挣个三五十万。很长的时间里，魏鹏相信，自己收入会不断上涨，但谁也没有想到，转变会来得如此之快，2017年“房住不炒”提出，楼市不再狂奔，他明显感受到店里的人少了，客流基本消失了。
江苏某大学教授王灿（化名）表示，过去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多年，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这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中国跟欧美国家的经济能够共振。
王灿说：“现在就反过来了，美国要应对通货膨胀天天在加息，欧洲也是如此，中国却在降息。降息就是通货紧缩，物价不高，老百姓花钱也花不起。这表明中国跟国际主要经济体不在一个频道上，不能共振了，围起墙来自己玩，越来越成为一个孤家寡人，这不是一个好征兆。”
以江苏为例，王灿指出：“江苏人挣钱很多都是靠出口，但外贸订单下降，很多企业开工不到百分之三十，这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
王灿说：“以前高校老师只管教学，不管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个义务。现在高校要老师帮助学生找工作。每周都要开会。”
“比如说招研究生，你教的研究生找不到工作，你就失去了指导老师的资格了。比如说你是研究生导师每年的津贴可能是10万人民币，然后如果你教的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就把你这个专业都取消了，专业取消你自动就不再是研究生指导老师了，然后你这个津贴就一下变成6万了，和普通老师一样了。”
王灿认为，未来感觉很不乐观，因为中国跟美国这些国家的关系都很紧张，虽然老百姓储蓄率全世界最高，中国人喜欢存钱，但是他们不敢拿出来钱来看病啊，比如说你存了一百万，你敢花吗？不敢，看个大病，一看就要花五十万。
一向被视为兜底工作的外卖行业，现在却有很多人抢着做，包括失业的打工者、创业失败的小老板，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
三年以来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约800万。在某平台的295.2万骑手中，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骑手占比超过24.7%，其中大专生52.8万、本科生14.4万，研究生及以上的人数为5.7万。而滴滴活跃司机数量也增加了1200余万。
上海市民王先生表示，现在不只是就业，生活也很困难，没就业了肯定生活困难。他说：“现在老百姓很苦恼，看不到前景。现在保安都找不到，保安都挤满了，看门的、清洁工也挤满了，快递也挤满了，现在，这几个就是能吸引大量低层劳动力的都满了，那怎么办？到哪里去找啊？”
有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摆地摊做生意，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在内的多个城市都放开了地摊经济。
王先生说：“现在你摆地摊也没生意啊，老百姓手上没钱，你怎么弄？卖给谁去？关键是中下层大量的消费者已经收缩，没钱了，不敢消费。工资都在压缩，中高层都在压缩工资，像公务员，一般国有企业，中高层的人都在压缩工资，反正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
“压力普遍大，做什么都不行，自己创业不行，摆个摊也不行，摆摊不是哪里可以摆摊，是固定的，去一个没人的地方你摆有什么用啊？不是随便摆的，还是要管的。”
彭定鼎认为，就业问题是不是严重，你一定要盯住最底层的，就是观察工资最低的那个人群。如果这些人出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