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是1989年波澜壮阔的学生民主运动中最活跃人士之一。他在英文自传《我的两个中国》里面叙述着：“一个是美丽的、文化的、有着悠久传统历史的中国、人民的中国；另一个是中共统治下的、颠倒黑白、正邪不分、残暴无度、横行腐败、滥用特权、无恶不作的中国。”他的人生经历不但增加他揭露中共暴政的决心，同时也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赤子之心

1989年唐柏桥是湖南高校联合自治会的负责人。学生运动走向高潮时，他也去了北京。他说：“那场运动在世界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新时代的中国人不了解，因为被共产党完全屏蔽掉这些信息。但是从西方主流媒体都可以看到，在六四前后都会报道。尤其是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十万人烛光晚会。这个事件对世界的影响相当大，就是苏联跟东欧的倒台，也跟这个有直接关系。”

当时唐柏桥是湖南唯一的一个学生被通缉，他被判三年。出狱后他开始逃亡，当时香港对他进行营救，但行动失败。坐牢之后，他又从事地下民运活动。

他自豪地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不少的联络点。那时被刘宾雁先生评价很高。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反共地下群体。”因为中共再次追捕，后来他逃到香港，十个月后就到了美国。

唐柏桥出版了一本人权报告–《失败之歌》，最早披露了「天安门三君子」、非常有影响的「六四铁汉」李旺阳、还有几百个湖南政治犯都被全世界所知道，他说：“如果没有我们去披露的话，他们永远不会被人知道。”

1992年唐柏桥到了美国以后，没有停止从事人权民主运动，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时候，在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后来大.纪.元;、新!唐!人:逐步建立，他是最早参与做特约评论的，在一些民运组织他担任负责人。

唐柏桥表示自己这一生基本上跟六四划等号。89年他是二十多岁的青年，现在五十多岁的年龄，但心还停留在89年，还停留在那个青春岁月。他说：“除非有一天，六四的事情做个了结，否则我的心永远会停在那里，我有一颗赤子之心。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财富，也是我现在从事人权活动，从事救助别人的一个最大原动力。”

认识中共的邪惡

唐柏桥说：“我並非天生就是反共的人士，民主斗士，或者了不起的人。我也做过小粉红。”

在初中他是团委书记，高中是学生会主席，他说：“高中的时候就有个校长亲自找我，在他家里要我入党，我一直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三好学生。因为父亲是校长，母亲是老师，在我的墙壁上挂的全是三好学生奖状。”

第一次对共产党产生动摇是1987年。他说：“我在大学很红。一个教授被一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打得很冤屈，得不到公正，因为后面有黑幕，所以我们爆发了一个学潮，当时我非常活跃的。”

“87年后引爆了全国的一个大学潮，湖南师范大学有一个传统就是搞学潮。1980年其实是中国最早的学潮，也是我们学校开始的。有这个学潮情节，我就一直走到前面。”

那个时候他觉得官场腐败，裙带关系严重。 还没有認識到中共体制的邪惡。

89年的时候，他还是认为：“中国只是腐败，在反官倒反腐败，没有说要推翻共产党，没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腐朽的、落后的制度，是我进了监狱看守所。”

感恩被先輩启蒙 

进监狱看守所以后，唐柏桥看到黑暗的一幕一幕，同时接触一些原来从文革过来的政治犯，他们是真正的民主斗士先驱，就像林昭那一批人，他们对共产党有很深入的认识，包括对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的识別。

唐柏桥表示：“他们启蒙了我，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这么愚蠢。89年当时北京的老民主斗士到天安门广场去，被学生驱逐出去，包括砸毛泽东像的那个人叫余志坚，他写了个横幅叫‘五千年专制从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一个气势如虹的民主口号，但是他被学生扭送到公安局，最后判了无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境界。但是我认识了这些人，他们启蒙我的认知，所以我一直很感恩的。”

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后，唐柏桥再看那些中共表演，无论怎么煽情、糊弄，都没有用了，他只觉得可笑。他说：“以前小时候看时，那个音乐、那种腔调使人受其影响，所以认识到这个伪装是第一步。”

寻求真相是重要的

“第二步就是我偷渡到香港，然后发现香港跟广州最大的区别就是制度不同。”唐柏桥在香港中文大学生活了三个月，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住了三个月，天天看各种各样的杂志，包括很多反共杂志，他一下发现自己的大脑开智了。

中共说胡耀邦因病辞职，后来说海外有人造谣，说有党内斗争，他表示：“那些真实的依据，包括内部文件都表明，就是被邓小平亲自搞下去的，因为胡耀邦支持法律制。邓小平把他扶上去又把他搞掉了，这是一个常识，是家喻户晓的事情。”

但在国内，即便听到了一些信息，人们马上就否定，认为不可能的，是反动势力造谣。他对照以后，认识到寻求真相是多重要一件事情。

他说：“因为被虚假信息左右大脑的时候，判断就非常可笑，而且非常可怕的。所以从那之后，我很谨慎地看任何东西，对事实根据一定要确认无误，然后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判断不一定正确。但事实部分搞错了，你天才也判断不出来了，所以到了海外，寻求真相是第二步。”

接触两个群体提升很大

“第三步最快提升。就是我接触了两个群体。第一个就是90年代我有缘跟达赖喇嘛认识，跟西藏流亡政权群体关系非常密切，他们都把我当成最亲密兄弟姐妹，在他们的活动上我经常去演讲，所以我的自传，达赖喇嘛给写了序言，这是我很大的荣誉。”

唐柏桥觉得西藏群体非常纯，他甚至比美国人还纯，他们很多人是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很多哈佛大学的博士、法学院的博士。他说：“跟他们深入交流以后，觉得他是了解那些肮脏东西的，但他不愿意那么去做，不屑于去做。他甚至于不屑于让你知道他了解你是个骗子。他还给你帮助，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这个群体一直到整个90年代对我有很长时间的影响。”

他继续说：“第二个群体是法轮功群体。99年以后我跟这个群体有很深的渊源。我记得特别清楚是7月20号，中共全面镇压法轮功大概是7月21号，当时我是中国和平组织的主席，也是创办人。我们发声明谴责中共的镇压，这应该是所有海外民运群体里面发声最早或者说最早之一的。”

唐柏桥，八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六四」后入狱。 1992年流亡美国，先后担任天安门一代联络人、全球「六四」纪念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新!唐!人:电视特约评论员等，现为民主大学校长。著作有《我的两个中国》（My Two Chinas）、《失败之歌》（Anthems of Defeat），及发表各类政论文章数百篇。

–（接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