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桂华是中国民主党上海分部的创始人之一，他曾是上海一个普通工人。在中国大陆，他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78年民主墙、89年六四学潮及98年成立政党等三波民主运动的反共斗士。近日，蔡桂华在纽约接受退!党!中心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退!党!团队（三:退.）人数超过四亿，这么多中国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1989年6月4日中共在天安门屠杀学生和市民那天，蔡桂华正在上海人民广场上游行。北京镇压学生的消息一传来，游行的人都义愤填膺。蔡桂华非常气愤，组织群众给警察设置路障，他自己还用刀扎漏了几辆准备去镇压的警车轮胎。他说：警察“后来提审我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戳破轮胎的事，不然我可能脑袋就搬家了。”
1989年6月20日，四个警察把蔡桂华从家里夹到车上，拉到南市区蓬莱派出所对他进行审讯。警察把他之前写的《复兴》杂志创刊词放在案头上。后来他才知道，自己一直被便衣跟踪、拍照。创刊词是1978年他在民主墙运动时写的。因为被同事出卖，这个材料落到警察手里。当时只不过他年纪小没被处理。
蔡桂华这次被关押后，一直被提审被逼供。警察说蔡桂华不是心血来潮，是有思想基础的。只要有机会，就会跳出来。蔡桂华预感这次在劫难逃了。
在看守所里他被关押六个月，终于收到了判决书，中共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他一年半劳动教养。一辆警车“哇啦哇啦”叫了一路，把他送到了一个劳教所，就是他之前“上山下乡”来过的海丰农场。11年前他是被人敲锣打鼓欢迎来的，这次却是被警察带着狼狗押送来，此情此景让他感概万千。
他回忆说：“在劳改场所，管教让那些大学生政治犯去虐待我这个老反革命，表现积极就加分，可以减刑提早出狱。那些大学生为了早一点出去，把我整得死去活来，每天体罚虐待，当时身体承受到了极限。我就想，我是为你们大学生呼吁的呀，你们为什么还要帮管教整我呢？我那时想不开，准备割脉自杀。”
那时候劳改农场有吃完的食品玻璃瓶，把它敲碎就变成玻璃片。蔡桂华被他们整的实在承受不了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自杀。管教看着他神色不对劲，就把他叫出去谈话。“六四”政治犯们在他被子里搜出玻璃片，管教知道后怕蔡桂华自杀不好交代，从那以后体罚虐待有了改善。
劳教所为防止劳教人员结成团伙，经常重新编排分配。蔡桂华到了一个新的小组后得到一个很凶悍而又刚毅正直的山东人的保护，再没有受到虐待。他说：“当时上海有一个叫毛姑姑的，就是因为有这种六四行动被判死刑，被枪毙了。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躲过两劫：一个是78年，一个是89年。”
出狱后，蔡桂华认识了一帮“六四”的同道人、78～79年参与民主墙运动的那批人，到了1998年蔡桂华把“六四”和78年民主墙两拨人串联起来，形成上海民运圈，组建中国民主党，在上海开展活动。这些人都因为政治原因坐过牢，有一定的思想基础，都准备再坐牢。蔡桂华经过了人生中两次历练，政治智慧提高了很多。
他们分析，中共已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1998年正好战略中心大转移，中国积极的向国际靠拢。“中国想改变国力衰竭的状况，在1997年就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积极跟国际接轨，为打开国门做出第一步。”
蔡桂华说，“中国必须这样做，不然无法融入国际社会、融入世界、融入国际舞台，所以中共想利用国际上的先进资源、先进的生产力，来提高壮大共产党的经济基础，巩固统治阶级的基础。当然我们都看得透，明白它都是假的，要欺骗国际社会。”
《世界人权宣言》与这两个人权公约一起构成“世界人权宪章”。不过24年时间过去了，该公约至今未在中国生效。那时为了戳穿中共的谎言欺骗，蔡桂华在上海复兴公园搞了一个人权公约读书会，把联合国人权公约小册子印成很多单张，发给来参加读书会的人，大家学习学习，来提高对人权概念的认识。
此时，正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要访华的日子，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也要访问中国。蔡桂华觉得很多国际上的大事都将在中国发生、进行。
蔡桂华说：“邓小平执政那段时期，暂时有一个政治小阳春的空间，民众可以少许活动活动，所以我们不放过这个机会，就搞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因为是筹备，就不是正式的。因为突破党禁不是很容易的事，它一顶高帽子扣下来就可以判刑很重很重，我们以筹备来说，就是还没有成形。”
“如果政治形势不对头，可以及时煞车。如果有继续发展的空间，一旦成熟了就可以成立正式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备这两个字进退有度，具有智慧性。最先向民政局申请注册成立的是浙江，然后是上海，北京是第三个。随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当然也有派人去全国各地串联。”
当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都是BB机，从信息沟通上来讲串联有难度。蔡桂华说：“我们都是自己花钱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串连。我们上海有一个比较有钱的人，他代表上海与全国各省市进行联系，有一本通讯簿里有全国各省市的联系人，我们分别去串连游说。后来，全国各省市都纷纷注册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
“本来中共上层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和对待我们，因为中共加入联合国人权公约，要欺骗国际社会，还要加入WTO，就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影响整个战略转移，所以它也不敢轻易的去采取镇压或关押的手段。我们这批人都很智慧，成立后经常跟国际媒体保持密切联系，不断的发送信息和发展状态，让国际媒体舆论焦点始终关注我们。”
那时，蔡桂华等人都被国保跟踪盯梢。他说：“比方说，我踩个自行车，他也踩自行车，他跟着你，你骑到哪里，他追到哪里，跟到哪里。有时候我们同仁到这个家那个家串联，但不能让他们知道，就要甩掉跟踪。”上海街道弄堂像八卦阵一样，不熟悉的人在弄堂串来串去，走进去走不出来了。蔡桂华常常利用这些特点甩掉跟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