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1日，台湾台北《中央日报》报导了震惊海内外的“吴石案”的庭审和行刑过程，报导记述道：

“会审庭于昨天下午4时整升庭，即由宪兵南区分队队长王才金率同宪兵一队，将吴犯等押赴法庭，首由审判长询问姓名、年龄、籍贯后，即宣示死刑判决，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四犯闻判后，面色立变，虽事先曾饮大量烧酒，然仍不能掩蔽面部苍白之程度。其中女匪朱谌之尤感不支，以手扶被告席前栏杆……宣判后，庭上桑书记官振业晓谕各犯，如有遗言，准许当场书写，吴、陈、朱三犯曾作简单遗嘱，聂犯则已迷惘，不复书写。十分钟后，各犯遗嘱分别草就，行刑宪兵，随即褫去吴犯所着军便服及聂犯所着呢制军服，另陈犯着蓝色西装，朱犯则御绿袍，外罩有蓝色毛线上衣。旋四犯即由宪兵一队分别扶上行刑卡车二辆……”

“吴石案”中4位“主犯”聂曦、吴石（低首署名者）、朱谌之、陈宝仓（从右至左）被判枪决（图片：摄于1950年6月11日）

“刑车由青岛东路出发，经上海路、转南海路，押赴刑场，是时四犯四肢均呈瘫软，经行刑宪兵挟持下车后，举步已见维艰。4时半，吴、陈、朱、聂四犯自左至右依次下跪于刑场坡地……枪声齐响后，四犯立即同时倒地……”

报导中的吴犯为吴石，时任台湾国防部次长，中将军衔，其他三人为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和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其另外还牵连了台湾陆海空三军多名高级军官，但那些人都没有被判处死刑，受到了不同的处罚。

可以说，“吴石案”是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破获的首个政治大案。根据台湾情报部门的资料，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台湾嘉义籍高干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到台湾组建中共地下组织。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中共地下党势力急速扩张，到1949年党员已达千人，遍布台湾政府主要部门和教育团体。

此外，在国民党败走台湾之际，中共亦在前往台湾的人士中埋伏了不少中共间谍，以便在将来里应外合，攻占台湾。这其中不乏隐藏在国民党军政部门中的要员，这其中就包括吴石。有人说，他就是大陆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

潜伏 （图片：电视剧海报）

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吴石在说谎

1949年10月，台湾国防部保密局在一连串的案件中发现了中共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随即将其逮捕。在审讯中，陈泽民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蔡孝乾被逮捕后，很快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所有在台湾的中共党员名单，其中就包括吴石和朱谌之。

1950年3月，国民政府根据名单，逮捕了吴石等4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同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刚刚抵达的朱谌之，并将其押送回台湾。

根据1950年4月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中的一篇文章称，吴石被捕后自称是在1949年2月与中共接近的，因为当时蒋介石下台，代总统李宗仁正与中共和谈，时局并不明朗。他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

问题有这么简单吗？中共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吴石就是在撒谎。早在1947年4月，吴石就开始与中共接触，并在上海会见了中共上海局书记等。此后双方约定在上海某寓所作为交换情报的地点。据说吴石“亲共”是因为不满国民党内部的腐败。1948年底，吴石调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继续源源不断地将有价值的情报送给中共，其中有一张国军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对中共渡江帮助甚大。

1949年6月，吴石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前往台湾。中共为其起了个代号：“密使一号”。而就在去台湾前，他不仅将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让亲信献给了中共，而且还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了中国大陆。在台湾期间，他则利用职务之便，继续搜集军事情报，并派旧部前往香港转交中共。

吴石与朱谌之的密会

占领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中共在1949年10月建政后，即发起了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的战役，但均告失利。于是，中共决定派间谍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因为朱的前夫的女儿、女婿定居在台北，其女婿在台湾警务处电讯管理处工作，可以依托其从事地下活动。

朱谌之（网络图片）

抵达台湾后，朱谌之背着亲人，与吴石取得了联系。吴石将一些重要军事资料交给了她。随即，朱谌之在吴石的安排下，乘坐中华民国空军的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国军控制下的浙江定海，计划从那里乘船前往已经被中共军队占领的上海。

在事情败露后，朱谌之在被逮捕后送到台湾审判。结局如开篇所述，而其尸体不知所踪，其在台湾工作的女儿、女婿并未替其收尸。

结语：

另据台湾监狱官员口述，吴石在受刑前曾对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并喃喃自语：“我对不起蒋委员长。”当时不少人认为，吴石其实是想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叛徒临终前的真诚的忏悔。

是不是真诚的忏悔，死去的吴石心中最为清楚。如果他们活着，看到今日邪恶的中共对大陆人的屠戮，对中华文明的摧残，对台湾的红色渗透，还会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