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篡政七十周年的日子， 有历史学家统计，中共在建政以来，在中国发动了50多次政治运动，也有的说有70多次。但是不管怎样，在这个70年中，“政治运动”都是中国人一个惧怕的名词。因为一搞“政治运动”几乎就意味着有很多人被整肃、被屠杀、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那么中共为什么要不断的搞政治运动？通过这些政治运动它都达到了目的。在中共建政70年之际，让我们来反思、总结这些运动到底给中国、中国民众和整个中华民族都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关注第四集：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4000万人死亡的悲剧。

大跃进：全民炼钢和亩产粮食万斤的荒唐事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在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口号使得毛泽东深受启发，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5年后钢产量达到1000万到1500万吨，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1958年9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当场展示了土高炉土法炼钢炼出的钢锭。毛因此鼓励全国用土高炉土法炼钢。

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你炼铁炼钢是为了民生，为了制造锅子，铁器等金属，你融了它老百姓怎么生活？而且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所以这些天灾都是属于人为的。有报导称，广州增城的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以钢为纲”、“元帅升帐”。为实现钢铁翻番，全国大量基础建设上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设投资都在百亿元以上，1960年达384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为88%，1959年为86.8%，1960年为86.4%），挤掉了非生产性的建设。工业上单纯追求产量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保证钢铁生产达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与钢有关的煤、电、运输等行业建设也随之增加。导致工业内部失调，全国职工人数猛增，超出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在公布完成的1108万吨钢中，合格钢只有800万吨；1369万吨生铁中，合格品只有953万吨。国家统计局估算，1958年土法炼钢亏损达50亿元，财政上花费了大量补贴。森林等自然资源遭到过度开发甚至严重破坏。

1958年8月，刘少奇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中共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了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1958年10月，毛两个月前直接视察过的新立村报出了天大的数字：“亩产12万斤。”

以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为例，该县在当年提出“学麻城，赶孝感”的口号，在大面积丰产上要“元帅升帐”，同时在发射高产“卫星”中也要在四川领先。从收早稻开始，与附近的新繁县竞争，发射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为了开展发射水稻“卫星”的竞赛，他们专门在城关北街十字口竖立一个长十几米，宽数米的“卫星发射台”。每次发射一颗高产“卫星”，就使用一个装饰性的彩色水稻牌悬挂在“卫星台”上，象征“卫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会随着产量的高低而变化。随后，“卫星台”上的水稻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当年，全县共发射水稻“卫星”41个。8月26日，该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居然出现亩产稻谷4万多斤“大卫星”。验收上报的总产量为45262.8斤，平均亩产45217斤。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虚假新闻也充斥报纸的各大版面，农业高产“卫星”层出不穷，高产卫星列表。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报》经常在一版显著地位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粮食高产“卫星”。先是夏收小麦创高产的新闻：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 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 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拨2797米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成为当年小麦亩产最高；

秋收开始，《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在大跃进过程中，这种虚报产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对当地进行了视察。毛高兴地说：

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1959年2月毛泽东说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意为粮食是被农民藏起来了。

人民公社：切断了百姓生存的后路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仿照苏联建立合作社。而苏联1932-1933年的农村合作社被认为是一场彻底失败了的实践。苏联政府逮捕和流放富农，将农民土地集体化，没收农民生产资料，最终导致乌克兰饿死几百万人。

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农业合作化运动即成立合作社，按照由低到高分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

典型的人民公社由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合并而成，有的公社像“区”那么大，较小的大致相当于一个“乡”，有4-5千户。公社包括地方政府的各种职能，包括公安、贸易、财政、税收、会计及计划工作，都受党的控制。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大队又分为生产队，生产队相当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许包括半个村落。自留地被收回，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要交公。所有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工作28天，妇女也有工作，儿童都送去日托，以提高工作效率。农民一度在大食堂吃饭。

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每一个农民被编入一个小组；一定数量的小组编成生产队；生产队之上为大队，大概相当于今日的行政村；大队之上是人民公社，相等于镇或乡的规模。国家每年都为每个公社下达生产任务指标，公社将指标逐层下达，农民所有生产由国家计划及统一收购，农民所需的商品则由国家分配，所谓的“统购统销”的制度。所有的生产过程由集体支配，非农民个人决定的。农民所得是由工分决定，工分的价值是整队大队减去上缴国家及公社福利开支的平均数。

人民公社带来的结果是：一、农民已经没有了土地，种什么不种什么已经不是农民自己可以决定了；二、由于土地是共产党的，种多少和自己没有关系，而且吃得都是国家的，所以造成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很低，只顾吃，不管种，为粮食大规模减产打下了巨大的隐患。

从大跃进到大减产 饥荒开始出现

在大跃进运动中，虽然媒体报道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但是实际上，这是完全违背自然规律的。作为农民出生的毛泽东很清楚1亩地能产生多少粮食，但是在那时，政治高于一切，“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在经历了土改、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后，农村的乡绅、原来有经验的国民党政府管理人员、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杀光了，大家也都怕了，都已经习惯了跟着共产党指鹿为马。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运动最后悲惨结局又都落到了广大民众自己身上。

实际上，从1960年开始到1962年，粮食生产不但没有大跃进，反而是出现了大减产。据统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3901亿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3280万担减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整体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为1951年的一半。

中国著名水利环保生态学专家王维洛在其文章《天问－“三年自然灾害”》中指出，这三年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共产党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开始“全民炼钢”。当时，中国各行各业民众都一心投入土法炼钢运动。大炼钢铁对森林、生态的破坏永远也无法恢复，而大片农田无人照顾，庄稼无人采收。

加上当时党文化社会风气崇尚战天斗地，人们高唱“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实施 “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各地争相响应中共政策，浮报农作产量，人们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农作物高产量的“卫星”谎言层出不穷。之后发生饥荒，中共当局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这可是要了农民的命了，亩产万斤，就的按万斤交粮。一些地方连粮食的种子都交上去了。那还吃什么？而基层的党支部、政府都是“政治挂帅”，谁敢说少交粮食？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于1958年4月发起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建立后，小至锅、盆、桌、椅，大至土地房产，所有人民的财产全部充公，人们的生活也全都受到共产党控制。如此一来，个人的努力所得必须和所有人分享，无论每天工作多少都没有相应的回报，因而人们工作意愿低落，尽可能地偷懒，粮食随之大幅减产。

在几重因素的作用下，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在中华大地开始肆虐开来。其形势之惨痛，让人不可思议。

大饥荒的惨痛

1958年6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全国出现了一系列的浮夸风行为，仅成立当年的7、8、9三个月就引来了全国30多万人次的参观。由于向上级虚报粮食产量（如1985年夏，公社实际产量为2400万斤，但是公社却向上虚报为100，279万斤），河南南部发生了信阳事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为重灾区，4万多人的公社在3个月饿死了近4000人。

同时经济困难使得珠三角地区大批人员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内参上报中央，震动朝野。

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4500万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这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现，如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当年则高达21.11‰、个别省份则延续到1962年（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达34.03‰。普通死亡率则仅为7.02‰）据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另外，根据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

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

2011年中共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回避了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

关于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当时的惨况究竟如何？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曾举例，有一个在公共食堂工作的生产队队长，每次都把米饭带回锁在柜中独自享用，“两个儿子几天粒米未进，嚷叫不停，父亲置之不理，小儿子活活饿死。”、“另有一个姑娘饿死，许多村民看到其二伯父以收尸为名，把姑娘腿上肉割了回去吃，而且很多饥民在打听，谁家最近死人，把坟挖开，把那个死尸刨出来吃。”

1959年冬季到1960年春季，青黄不接，大饥荒进入最严重阶段。农民吃土，吃草根树皮，吃粪便，吃饿死者的遗体，甚至直接杀人食肉的报告也大量出现，甚至发生数起杀死亲生子女吃下肚的天伦惨案。

据报导，四川、河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大饥荒重灾区，尤其信阳、通渭、凤阳、馆陶、亳州、无为、罗定、济宁等地，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有些全家都饿死了，不少村庄渺无人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河南信阳地区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光山县就有5,647户死绝。

因中共当局刻意掩盖事实，关于这场大饥荒的历史研究并不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饥荒饿死约四千万中国人，而且当时基本是正常年景，所谓“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是共产党的谎言，饥荒完全是一场人祸，是上个世纪饿死人数规模最大的惨案。

饥荒罹难四千万人 是南京大屠杀的133倍

根据中共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另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关于大饥荒的权威研究表明，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对比之下，依据“抗战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死亡约2,062万多人；换句话说，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以4,000万计算）约等于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本军杀害的2倍，南京大屠杀的133倍，而这些人是被中共蓄意谋杀的。

再者，在中共建政之前，中国历朝历代中，发生“万人以上饿死”的记录有203次，估计总和也才2,991.8万人。共产党建政后，只计1959到1962年这三年，饿死的人数就超过中国历朝历代的总合。

发生饥荒 中共高层自始知情  见死不救 不开粮仓不准逃跑

有人为中共辩护，认为共产党高层不知道各省市的实际状况，无法采取行动，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中共高层一开始就知道发生大饥荒。

据《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共高层对大饥荒完全知情。仅1959年4月6号，中共国务院秘书厅就报告5省缺粮，4月9号，再次报告15省缺粮，2,517万人无粮可食。

中国人权律师郭国汀进一步指出，一开始中共就封锁信息，如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于1961年访问中国，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对此，郭国汀痛批中共“欺骗国际社会，断绝外国人援助中国的任何可能。中共明知大跃进导致极为严重的大饥荒，但是却开足马力向全世界宣传大跃进的丰功伟绩，让他们学习中国道路，组织大规模公社，推行农业集体化。”

更为残忍的是，中共不但知情，还不开粮仓赈灾。

 

在大饥荒时期（1958～1962年），几千万中国民众被饿死。（图片：网络）

当时中共控制的国家粮仓里有大量库存。杨继绳调查中共粮食部资料，显示1959年11月，中国粮食库存887亿斤，1960年4月，库存403亿斤。但中共没有开仓全面救灾。1959到1960年，大量粮食被用来出口，在千万中国人被饿死的这二年，中国粮食净出口竟达到680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购买原子弹、导弹等相关设备材料。郭国汀律师表示，

700万吨粮食已足够向3,800万人每人每天提供840热卡，如果不出口粮食，中国一个人都不会饿死。但是中共中央有令，由军队和民兵把守，饿死人也不开仓。“在人类历史上，在中国历朝历代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只有中共，包括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饥荒期间饿死人不开粮仓。所以中共是蓄意谋杀性的大饥荒。”

共产党的统治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在民众饿到难以忍受，要自己在家里开伙时，居然因为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而遭到禁止。如广西环江县驯乐区委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更丧心病狂的是，当大批农村民众无法生存，要逃亡到邻近县市时，共产党政府出于政治理由，害怕饥荒讯息传出，竟然禁止人们自救，阻断人民最后一线生机。

杨继绳研究指出，“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 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

这份文件语气强硬，制止民众外逃，“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

至此，民间自救之路断绝。各地政府严防饥民逃跑，设立“检查站”，民兵持枪拦截饥民，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被毒打虐杀者众。可怜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交待，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毛泽东：“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

1959年7月中共庐山会议召开，对1958年高指标政策造成的后果柯庆施等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而持反对意见的彭德怀面见毛泽东未果，遂向毛上书陈述意见。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调”；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于是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

对毛泽东来说，饿死几千万人不算什么事，“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饿死的4,000万人就成了毛泽东口中可随意牺牲的一半，这种对死亡毫不在乎、对生命冷漠的无人性态度，是标准的“中共特色”。

1962年1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大会上承认了大跃进的结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毛泽东不以为然。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只是被迫空洞承认了一下，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错误。一个指头问题，九个指头成绩，是毛泽东一贯的论调。毛泽东后来还对他的侄子毛远新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中共官员逃脱罪责 奢侈腐化

而紧随毛泽东大跃进的中共官员同样没有受到什么严厉处置。

四川饿死人最多，大约为1,000万人。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1960年出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担任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安徽饿死500万至600万人。1960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还兼任了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调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1965年，调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中共所属的高级干部其饮食均受到按级别分配的“特需供应”保护，生活影响并不大。在中国人民饿死的情况下，中共高官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现仅就茅台酒的消费予以说明。

《炎黄春秋》杂志曾报导，1959、1960、1961三年大饥荒时期，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

报导称，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

报导称，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人造大饥荒年代中，生产茅台酒所需要的粮食能全部生产，很大一部分是从外地调入。

 

1960年的中国大饥荒饿死无数人，谁造成了大饥荒？（图片：网络）

其实中共从根本上根本不承认人民公社制度错了，还留下了试点公社，号称“中国仅存的人民公社”的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自1952年至今，合作社始终集体统一经营，体制一直未变，仍然采用工分制。

于是，在中共的冷酷统治下，四千万中国人活活饿死，成为共产主义的祭品，这着实是上个世纪的最大悲剧之一。这种残暴、冷酷的运动已经超越了政党的范畴，是任何一个恐怖、邪教组织都做不到的罪恶，但是共产党做到了。

 

中共建政70年大面积残害中国人的生命，已确实犯下反人类罪。（图片：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