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读过巫宁坤先生回忆录《一滴泪》的人，对书中描述的“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的受难过程，我想都会留下难忘的印象。

两天前，8月10日，巫先生在美国去世了。尽管人总是要走的，而且巫先生高寿，但听到这个消息，不免还是有些伤感。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江山易色，中共刚刚掌权，真面目还没彻底曝光，尤其对具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在它的蛊惑下，当时有一大批海外留学生和科学家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梦想，不惜抛弃在国外的学业和前程，纷纷回国。巫先生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回到“一个用贫困、悲哀、孤独、屈辱、动荡和战乱充塞我的青少年时代的祖国。投身于一个崭新的世界，去过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个诱惑力远胜过博士学位和在异国做学问的吸引力。”

巫先生打算回国前，曾收到在台湾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姊姊的严重警告，他们把共产党比作“洪水猛兽”，但这阻止不了巫先生的热情，他如期回国。然而，回国后遭遇的一切却是他万万没料到，也不可能料到的。从1951年到1976年，这期间，巫先生经历了三反五反、肃反、“大鸣大放”、反右、文革等一波波政治运动的迫害，可以说几乎九死一生。

而且，遭难的不止是巫先生一人，还有他的家人。

巫先生的女儿巫一毛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她在三岁时随母去清河劳改农场，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小小年纪的她便历经饥饿、贫困、动乱斗争和赤色恐怖。巫一毛幼时寄养在姥姥家，为了让她活命，姥姥以自己的一半口粮哺育她，而姥姥饿坏了身体。巫一毛得过几次重病，求医艰难，几乎濒临死亡。

1966年，文革爆发，巫先生再被抄家烧书，频遭批斗凌辱，羁押牛棚。这年8月，八、九岁的巫一毛自己去医院拔牙，下雨归途中，被一名中共军人用像章诱骗至树林里强奸。还有一次，巫先生在被批斗时，其安大的朋友和同事张定鑫乘人之危，将巫一毛诱骗至家中强奸。

巫一毛在小学时，遭受歧视，屡被欺侮凌辱：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遭揪头发、殴打，遍体鳞伤，甚至昏厥。巫一毛随父母到合肥转学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才得以入学。

巫一毛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年轻守寡，孤身被遣送原籍扬州，宿于祠堂碑屋，因饥饿病痛而死。巫一毛的弟弟在幼儿园被阿姨视为“小贱民”勒令坐在马桶上，不准和小朋友接触。

幸运的是，1980年代，巫先生在历经20多年的苦难后，终于偕夫人和儿女返回美国。在大洋彼岸，当年的极右份子、劳教分子、牛鬼蛇神巫宁坤，终于寻回做人的尊严，施展才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教授。当年的“小右派”、“臭小九”、“狗崽子”巫一毛，也成了美国硅谷计算机公司的高级主管、著名作家。

与巫先生相比，许许多多当年跟他一样，同样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美好梦想，被中共诱骗回国的的巫宁坤们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在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大鸣大放”、反右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人相继落难。即使有少数人逃过了这些劫难，到了文革时也无一幸免。

文革期间，在北京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便不寒而栗。几乎所有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统计资料显示，那段时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巫宁坤一家以及许许多多巫宁坤们的悲惨经历告诉了后人一点：千万别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它们许给你的是美好的天堂，但到头来把你拖入的却是万劫不复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