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他的名字叫遇罗文。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些耳熟？对，其实人们真正熟悉的是遇罗克。
遇罗文呢，就是遇罗克的亲弟弟。那遇罗克又是谁？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了。他曾经被外界称为：“不朽的殉道者”。文革初期，遇罗克写了一篇著名文章《出身论》，批判中共一直用来引导社会主流思想的“血统论”，这个血统论的核心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这篇《出身论》在中国大陆造成了震撼性影响，引发了中共当局的忌恨。1968年1月，遇罗克被中共逮捕，随即被扣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1970年3月被枪杀，牺牲时，年仅27岁。遇罗克全家六个人，有四个人都遭受过牢狱之灾。遇罗文因为在文革初期创办《中学文革报》，宣传《出身论》，两次入狱，前后被关押6年。2000年，遇罗文的回忆录《我家》在中国出版，2001年参加海外举办的文革研讨会时，遇罗文留在了美国。
从本期开始，遇罗文将向听众讲述他的哥哥遇罗克以及他们全家的故事。为了使本期节目更丰富生动，我们还穿插了遇罗文的姐姐遇罗锦的一些回忆文字。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第一集水獭胡同12号的大院子
遇罗文出生在1948年，除了哥哥和姐姐，他还有一个弟弟遇罗勉，他们一起生活在北京东城水獭胡同12号的一座很大院子里。这院子大约有四亩地，院子里栽着枣树、桑树，一排墙松，还有一棵四个人才能环抱的大榆树。遇罗文一家就住在院子东侧的日式洋楼里，曾经过着快乐、简单、平静的日子。
“我们家呢，在我童年的时候和青少年的时候，比较长期在一块儿生活呢，是7个人。从长辈来说，我姥姥一直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然后我父母，还有我们兄弟姊妹4个。
我父亲和母亲他们都是属于知识份子。我父亲呢，其实在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我爷爷那一辈是从穷到富，他原来是闯关东的嘛，他是从山东来的，到了营口市，就发财了。营口有一整条商业街都是属于他的，但后来因为打官司就破落了，到我父亲那儿，家里就变的很穷了。那时候是军阀政府，尽管很穷，可是只要你学习好，还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那时候他上了一个铁路学校，考了大概是第一名。那时候这个毕业生如果前三名，都能得到好的工作，第一名呢就能够当一个站长，第二名当列车长，第三名呢是报务员，他呢就分到了站长。那当然就很好了，工资也比较高，地位也相当高。又没过多久，张作霖政府实行一个公费保送到日本去留学，还是看你成绩。所以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要凭什么关系啊，那真是不是，那是很公正，就凭你成绩，所以我父亲就通过他的考试吧，就获得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就到了日本早稻田上学。尽管能够留学，可是他还是需要养家呢，所以我父亲呢就在日本尽快的学日文，就写了一本书叫「日文报纸译读法」。这本书版权的稿费就已经完全够他留学的生活费和他养家的费用了。
他这个书的笔名叫「罗茜」，「罗」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字。这“罗”字有什么讲究呢？繁写体的「罗」，可以拆成『四维』两个字，『四维』呢就是「礼、义、廉、耻」。他太喜欢「罗」字了，所以后来给我们家里的小孩都叫「遇罗」什么，我哥哥是老大嘛，他就叫「遇罗克」。他没按照我们原来姓遇的排，假如我们真正排的话，我们应该叫「遇广」什么。
我母亲那时候也是在日本留学，她学的是财商，但是我母亲是属于自费留学。我姥爷在北京混的很好，他其实是个木匠。那个时候木匠里面如果有表现的特别爱动脑筋的，或是表现特别好的，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所谓的工程师。我姥爷最大的能够说得出的成就就是建了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当时是北京第一个两层楼，但是没有立柱的一个剧场。我老爷是设计的，施工和设计。我姥爷在他的事业上也算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他能够自费支援我母亲去日本留学。
我父亲和母亲可能都回到中国以后，在工作当中认识的，因为他们都分到，那时候民国嘛，有个叫「建设总署」，在那工作。建设总署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建设部。他们可能在那认识的，然后结的婚。
我母亲整天忙着上班啊，她没空带小孩。所以都是由我姥姥和保姆带，我整天都跟我姥姥在一起，睡觉和她都在一起。我姥姥经常跟我讲什么“拉大锯扯大锯”。我姥姥就经常跟我讲这个有关木工的知识。这对我影响，对木匠方面，为什么我后来选择木匠，我好像天生就对这木匠不生疏。
我姥姥就是那种，说话绝对不说那种很粗俗的话。其实我姥姥没文化，可是她绝对不说粗俗的话，她管那叫野调污腔。她不那么说，她说话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我姥姥在我们那个院子里或周围胡同里边，人评价非常的好，觉得就是人品非常好的人。你说尽管她没文化，要有文化的人当然这素质更高了。我特别想根据我姥姥的形象给正一个什么名呢。比方说老舍老写北京人，老北京啊什么，其实那些人物往往不代表北京人。为什么，因为那完全是迎合中共的政治需要，他要描写北京人就描写那种非常低俗的北京人，比方骆驼祥子那样的，很低俗的。要不就描写清朝的遗老遗少，很少描写普通人，普通大多数里头他不怎么描写。真正大多数北京人其实很不错，其实我很喜欢，说话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特别懂事，不像现在所说的比方说碰瓷啊，那什么也好。真正的北京人绝对不干那事，觉得那是非常丢人的事，普通人绝对不干那事。我说助人为乐，比如你说问路，他绝对会非常热情的，跟咱们现在形容美国人甚至都带你去，当时的北京人就那样，就恨不能带你去，他自各儿能耽误他自各的时间他不在乎，我觉得这才是北京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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