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我出生在浙江余杭一个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祖父年轻去世，22岁的祖母抚育繈褓中的父亲长大成家，一个寡妇，艰难哪。父亲是个壮汉，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但好景不长，万恶的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父亲也遭了噩运，31岁离我们去了。从此两代寡妇相依为命，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妹抚育成人。我20岁时被任命为塘栖区完小校长，长辈才有了笑容。只是家庭成分是地主，不能与家里密切接触。妹妹住到了朋友家里，两代长辈理解体谅我们。因为我工作出色，要求进步，当选余杭县第一届人大代表。早已是共青团员的我由区委书记、区宣教委员介绍入党。那是1954年，年底已办理好各项入党手续，只待召开支部会通过。谁料有人密告我寄了40万元（折合现在的币制40元）给家里，说什么“她一只手写入党申请，另一只手给地主母亲寄去大笔的钱”。于是我受团严重警告处分不能入党。1955年元旦，余杭县校长在临平开会，半夜里我冒着大雪，偷偷地到家中探望祖母和母亲，并告知这一切，三个人抱头痛哭。卧病在床的母亲悲愤交加，三天后含怨去世了！临终前叮咛祖母：不能告诉大丫头（指我）。妈妈的有生之年刚到45周岁。

1958年夏，海宁反右运动开始。在领导反复动员、劝导下，我就陷入了“阳谋”之中。有老师们提供材料，让我以漫画形式揭发县委某领导害死两条人命还逍遥法外当他的官。虽然此画引起了轰动，一时群情激愤，纷纷主动签名要求严办凶手。可是不到半天，乌云翻卷，气候突变，我们几个鸣放积极分子被大批大斗，成了极右、一类、二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被降职降薪到最低一级，监督劳动改造。从此送入另一学校做杂工。教导主任周振英，常在师生面前大喊大叫“右派分子就得老老实实！”。当我急性烂尾炎发作时，她竟然硬说我是装死，后幸被校长让人送我去医院治疗。数月后，海宁县的几十名右派全部被遣送东山窑厂监督劳动。那是公安局办的专政机构。除了右派，还有地、富、反、坏分子，有闲散人员，出身成分不好的年轻人，有小偷小摸的孩子，最小的仅9岁。这里没有人权，没有人的尊严，法律在此无容身之地。

进厂后，正值高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大放卫星时期，男女老幼高强度劳动，365天不中断，有病也坚持干，粮食限制，吃不饱肚子。我全身浮肿，眼睛似一条缝，闭经，血色素仅5克，可是仍要担负繁重的劳动。我被分配与男性一起抬泥，鞋子磨破了赤脚，开始双脚血迹斑斑，后来磨成老茧反而不痛了。那些孩子敲石子，叫我管着他们，有的孩子会大骂“右派分子不老实”。我忍着，同情他们，他们本应该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啊！在那个可怕的环境里，人还不如一条狗，食堂里的小狗每天吃得摇头摆尾欢蹦乱跳的。

1962年我被勒令下乡劳动，我与李仲华（原是海甯政协委员，在会上发言批评有关领导而划为右派，同在东山窑厂劳改）领了结婚证，回到余杭县东安村我的家乡，与祖母和儿子一起生活。从此离了狼窝又入虎口，四清文革，运动不休，造反抄家，批斗游街，关吊捆打，家常便饭。一年四季手臂上戴个白臂章，黑漆写着“右派”两个字，大门上也写着黑字，早请示晚汇报，常常被拉去义务劳动。我丈夫李仲华在大队丝印社刻版工作，丝印油墨极毒，别人都戴防毒面具，他没有（后来死于右肺萎缩与那时的受虐待有关）。他工作忙，走不出去参加义务劳动，就在他的工分里扣，所谓代“义务劳动工分。”

在文革中我们常常半夜半夜地被拉出去搭台批斗。越斗我越要向上写信申诉，越斗越写，越写越斗，如此恶性循环。造反派大声问：“你再向县里写不写信了？要老老实实交待！”我坚决地说：“放我回去就写！”一阵拳打脚踢打翻在地，治保主任用木棍将我打昏。有一次在公社批斗，被人武部长用枪筒撬碎我的门牙。

最最痛苦的是骨肉分离！我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在班主任老师教导下与妈妈划清界线，看着孩子远去的背影，我号啕大哭，伤心欲绝，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是谁夺走了我的儿子？！小儿子英年早逝，遗下我的孙子，还在读书。改正后我做回校长。1987年被选为余杭县第八届人大代表。丈夫李仲华则在余杭双林乡中心小学任教，当工会主席，2001年故世。

往事凄凄，不堪回首……后半夜了，黎明前更加黑暗。思绪犹如万马奔腾，睡意全无，我要挺身去面对更残酷、更惨烈的现实！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