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波兰国家安全机构由于间谍指控逮捕了华为波兰公司的高管王伟晶。1月11日，该国安全机构发言人Stanislaw Zaryn表示，王伟晶和另外一名波兰国家安全机构前官员Piotr Durbajlo，“因为替中国（共）当间谍，损害波兰的利益”，被羁押3个月。如果被定罪，两人可能被判10年监禁。

1月12日，华为发布公告称，“华为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晶系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该事件对华为全球声誉造成不良影响，依据公司劳动合同相关管理规定，华为决定立刻终止与王伟晶的雇佣关系”。

王伟晶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专业。2006至2011年，担任中共驻波兰格但斯克总领事馆参赞。2011年进入华为，工作范围是向当地政府、公营部门和公共机构推销华为产品。2017年，成为华为波兰公司的销售经理。被捕时，担任华为波兰公司公共关系部部长。据报道称，王伟晶并没有认罪。当波兰安全机构宣布逮捕他的第二天，华为立即一脚将他踢出去，跟他撇清关系，速度之快，令人震惊。

这就是王伟晶替华为卖命、替中共卖命的下场。由王伟晶的命运，我想到了其他替中共当特务、替中共卖命的一些人的可悲结局。

金无怠是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招募的特工﹐潜伏在美国情报机构37年！1985年11月22日，金无怠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后被控间谍罪等17项罪名，在宣判前“自杀”。金无怠曾经想托妻子周谨予前往北京会见邓小平，希望中共与美国谈判，让自己回到中国。然而，中共断然否认与其有任何关系。时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说：中共“从来没有向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派遣过任何间谍”，中共“不认识这位自称是中国间谍的金无怠先生”。金无怠的被捕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叛逃美国直接相关。1985年，中共国家安全部负责美国情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北美情报司司长俞强声叛逃美国，向美方提供了金无怠是中共间谍的证据。

潘汉年是中共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中共颠覆中华民国立下过汗马功劳。中共夺取政权后，潘汉年当过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1955年4月，潘汉年突然被逮捕；后被判无期徒刑；最后病死于湖南第三劳改农场。潘汉年在历史上做过一件极绝密的与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关系重大的事。1941年4月，毛泽东看到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与日本法西斯政权签订“维持和平友好关系”的苏日中立条约后，决定同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打击蒋介石，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潘汉年。“勾结日伪”是汉奸行为，是被歌颂为“人民的大救星”的毛泽东绝对不能承认的。于是，潘汉年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

刘仁曾长期担任中共北平（今北京）地下党负责人。国共内战时的北平，无论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学校、厂矿、报社，还是街头的各式店铺、澡堂内，抑或胡同口旁、四合院内，都有刘仁领导的地下党员穿梭其中，国民党驻守北平、天津部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在他的掌握中。中共军队顺利进入北平、天津，刘仁领导的30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立了大功。1949年后，刘仁官至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要打倒的头号政敌刘少奇，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刘仁是刘少奇手下的得力干将。就凭这层关系，刘仁在劫难逃，经过一系列批斗后，被关进秦城监狱，最后病死狱中！

当过中共浙江省长的沙文汉，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成为南京、杭州、无锡、徐州、上海等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者。在担任国军中将张权的秘书时，沙文汉策反张权，并利用他搞到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部的地图，对中共取得淮海战役胜利，渡过长江，攻占南京、上海等发挥了独特作用。1955年毛泽东下令抓捕潘汉年后，沙文汉被说成是“浙江省的潘汉年第二”，开始挨整。1957年“反右”时，沙文汉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抄家，赶出原来的住所，没完没了写检讨。1964年1月2日，病逝杭州。

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是中共六大美女间谍之一，曾担任中共南京地下党书记，为中共占领南京立了大功。她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等安插了40多名中共党员，获得了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时的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的名单及其活动情况，军统布置在南京的秘密电台及密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等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的位置、官员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然而，从1949年4月24日中共占领南京之日起，陈修良就一直被打压。1958年被打成“极右派”，接着是批斗、抄家、降职、减薪、一家星散，受尽屈辱。

邹大鹏曾经被认为是中共“解放”东北的大功臣，东北野战军最高统帅林彪特别致电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对邹大鹏领导的东北社会部及时、有效的情报和策反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年“文革”期间，时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邹大鹏被中共认定为“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重要成员。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说邹大鹏是“大特务”。1967年4月28日深夜，康生打电话给邹大鹏，一再追问他的“历史问题”。邹大鹏百口难辩，当天晚上，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王超北与潘汉年齐名，是中共最著名的两个“秘密情报官员”，素有“南潘北王”之称。他曾将万贯家财贡献给中共，为中共送钱、送物、送情报。中共元帅贺龙曾称赞王超北是“情报专家”，“他的一个情报，抵得上一个师！”1962年，习*近*平的父亲、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打倒，王超北受牵连。最初的罪名是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文革”中，被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前后坐牢17 年！

中共地下党，即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中共特务、间谍。中共对地下党制定过两个“十六字方针”。第一个十六字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是让这些中共地下党员替中共卖命的十六字方针。1949年4月中共占领南京后，对地下党制定了一个只有极少人知道的秘密政策，即所谓“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简单的说，就是用过作废，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1949年以后，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清洗地下党。从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刘少奇到最基层的地下党员，绝大多数都被中共整得很惨，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华为高官王伟晶为华为卖命8年，刚被波兰安全机构抓捕，就被华为冷酷无情地抛弃，正是历史的教训在今天的重演。所有替华为卖命的员工都要以王伟晶为前车之鉴。所有替中共卖命的中共间谍都该清醒清醒了，继续跟着中共跑，最后决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