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是中共的常态，而“卸磨杀驴”又成其杀人中的一个“靓点”。中共成功窃政后，对其安插在敌人内部而又立下汗马功劳的地下党，实施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政策。间谍们为中共堵上命运，却又大都被整肃或死于中共之手。

蔡叔厚，字绍敦，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1927年加入中共，不久即调中央特科工作。他以商人身份周旋于国民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之中，保护了大批同党要员。1955年，因“潘扬”反革命集团案受株连、文革开始后，一直关押在秦城监狱。1971年5月脑溢血监毙于秦城监狱。

1932年，蔡叔厚被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曾经受肖项平、罗伦斯、史沫特莱等人领导。他通过国民党政府兵工署楼震旦和杨余庆，逐月获取蒋介石阅批的《兵工月报》达3年之久。他获取蒋介石拟订的“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建议书，受到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表扬。

蔡叔厚参与试制出中共的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在自己筹资创办的绍敦机电公司，作为中共交通联络地。他先后掩护过李维汉、叶剑英、张秋人、杨贤江、曾宪植、廖承志、夏衍、匡亚明、冯雪峰等数十位共党要人，绍敦机电公司被称为中共的“济难会”。他与国民政府上层人士陈立夫、汤恩伯和军统少将王新衡都是“莫逆之交”。他曾巧妙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雷震的名义开设公司，秘密安置中共地下电台，为中共重庆办事处和延安之间通讯联络。

1942年，在重庆创办中国工矿建设公司、面粉厂、机械厂和工矿沙龙等。他还开办了华浮实业公司和同庆钱庄，任总经理和经理；他投资昆仑影片公司，任常务董事；他兼任上海华丰钢铁厂、利华保险公司、华昌毛纺织厂和苏州太湖煤矿总经理等职。他以企业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同党称他为“蔡老板”。蔡家及绍敦电机公司，成为中共秘密通讯机关和文化支部联络点。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张去非、转入地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杨贤江、从莫斯科归来向党汇报工作的徐冰、从九江越狱的刘鼎（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涂作潮、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余立金等人，都曾受到蔡叔厚的关爱。蔡免费供应食宿，并资助路费把他们安全送往苏区。他同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长刘少文单线联络，奔波于渝沪之间，搜集情报营救同党，也搜集日军的情报。

蔡叔厚还冒着生命危险，将方志敏狱中亲笔遗稿转交中共；他资助于伶主办上海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并兼任理事。1949年后，他主动结清他所有企业的资产和股票，无偿上交中共。被夏衍称为“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

1949年后，蔡叔厚多次向组织反映要求解决曾经中断了的党籍。周恩来不同意，让他保持民主人士身份，为中共工作。后来又受潘汉年、杨帆冤案牵连，中共一直不予承认他的身份。“文革”期间，蔡叔厚被作为“特嫌”，被“中央专案组”逮捕立案。1971年5月6日，因脑溢血瘐死于北京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