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懋蘅老人说，五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向她问起过土改，她也从来没有向人说起过土改。“造孽呀，造孽呀——”，她反复地说着这句话，眼中噙满了泪水。
我是“春华秋实”的人，在老家忠县，只要上了年纪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春华秋实”的。“春华秋实”是我家大门上石刻的四个大字，是我们陈家大院的别称。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从各地寄来的信件，不需要写街道门牌，只要写上“忠县春华秋实”六个字，邮递员就能准确投递到我家。
父母做主，很早就将我许配给了天堑乡著名绅士陶华轩的儿子陶奎。陶家在当地是很有名的，陶华轩有三个弟弟，叫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
我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当时陶奎刚从朝阳大学毕业，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我在重庆读书的懋新弟弟多次写信说，与一个地主家的婚约应该作废，但是我父亲是饱读诗书之人，坚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可失信于人，坚决要履行婚约。
新婚之初，我父亲到陶家来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华轩在亭子楼上把酒谈诗论文，非常投机，晚上要在灯下畅谈到深夜。两亲家都很高兴。
但是，当年冬天土改开始了，这种日子也就很快过去了。
我公公陶华轩是个省吃俭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有100石租的田产，分给三个儿，陶奎名下有30多石，当然就都是地主了。
按照当时的政策，应该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成份，我是解放后才结婚的人，本来无论如何都不该划为地主的。但是由于我丈夫是地主，他身体不好，每月一次的训话会，我就代他去参加，结果我就成了地主。他不到四十就因为饿饭得肿病死了，我就只有把地主当老了。我也申诉过好多次，说我不是地主，但是哪个听你的，我只有怨自己命苦。
当时的政策是减租退押，分地主的财产。民兵们涌到我们家来，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了，我刚结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帐）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坛子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当场从身上剐下来，不准多说一句话，最后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当果实了。我公公为自己准备的生茔，好大一座坟，修得很气派，也作胜利果实分了，他的棺材也给抬走了，也是果实。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开斗争会斗争地主。他们把我公公吊起来打。你知道怎么吊吗？你想都想不出来。他们先把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再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再往屋梁上吊。你想，那是好痛！
寒冬腊月，民兵们把我婆母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气呀，天上下雪呢，我婆母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造孽呀！我们全部被押在旁边看着，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流泪。
我陶家的二哥是国民党时期天堑的乡长，也挨了不少的斗。我二嫂更惨，她的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就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你说怎么受得了。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造孽呀……
陶奎在学校里听说了父母被斗争的事，坐立不安，他和天堑乡的乡长很熟，就给乡长写了封信，请乡长关照一下父母。谁知乡长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说陶奎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陶奎就这样被撤了校长职务，开除回家。
积极分子们硬要陶奎去斗争会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说是这样才是划清界限。积极分子们用棍棒逼着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着眼泪去打。晚上回家后，他和我偷偷地相对痛哭。
那时天天都在开斗争大会吊打人，而且只要吊打人，就要把大人娃儿都喊去看，越是打得凶就越是要大家都去看，说是发动群众。吓死人啊！
地主们起先在各自村子里挨斗争，后来集中关到我们附近龙洞村的一个大崖洞里不准回家。我被强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饭给洞子里送，那些民兵冷，还要我送柴去给他们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县商会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关在大崖洞，民兵们要她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她早就交完再也没有了。民兵就把一条蛇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腰和裤脚系紧，让蛇在她的下身乱钻。积极分子还发明了一种叫“舞转转”的刑罚，就是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把朱耀庭老婆的手抓住一只，使劲舞圈子，让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转。这个女人是个小脚，就是那种只有三寸长的尖尖脚，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加上她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住这样“舞转转”，一会儿就昏倒了。民兵们不会就此放过她，过了一会儿又把她提起来舞。
朱耀庭的小女儿不到20岁，民兵们把她脱光衣服，捏住她的两个乳房，把又粗又硬的猪脊毛往她乳头里刺，刺一下那个女儿就惨叫一声。唉，人家还是个黄花闺女啊。
我公公陶华轩、叔公陶馥轩，还有我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他们被押到乌杨镇，天天吊打。快要过年了，不管日子怎么艰难，年总还是要过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
到了腊月三十，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回来。——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事前并没有告知他们，只是叫他们背着铺盖卷沿河边走。临近神溪口时，远远的看见河滩上搭起了公审台，几个人才明白。我是几天后才去收尸的。一家三个同时被枪毙，暴尸河滩，我们却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
过年了，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我家陶奎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而且是很顾面子的人，过年过节的时候去走村要饭，是多么难受的事！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还要经常挨斗，不久就死去了。
1961年，陶奎饿死。留下我和几岁的儿子相依为命。
根据陈仁德（陈懋衡是陈仁德的六姑妈）的记述，爷爷1962年7月死于饥饿。因为自己坚持履行婚约，致使女儿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爷爷在遗嘱中写道：“今已无可奈何！惟有死后坐十八层地狱以抵罪耳。”临终前，他坚持着翻开已经写好的遗嘱，用颤抖的手，艰难的握住笔，在后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补抄》：“衡女身体不强，无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饥寒之险，在所难逃。我死之后，希望嫂嫂和内侄们大力照顾，我也得瞑目于地下也。1962年5月1 日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