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正如火如荼进行时，山东省发生一起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原省公安厅长张国峰被认为是这起重大案件的“罪魁祸首”。当时，张国峰因患癌症未被抓到北京，关进监狱，但在病床上受到“监护审查”，饱受摧残折磨，于1968年6月30日含冤死去。

1959年春天，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局公安工作会议上，传达了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凡是接近毛主席的人，他们的情况都要搞清楚。”罗瑞卿还当面问过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你们那个李干卿的情况，你清不清楚？”张国峰知道李干卿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哥哥。小心翼翼地说：“不清楚。”

不久，张国峰到北京参加“全国警卫工作会议”，公安部布置给山东省公安厅一项特殊任务，要求调查“济南铁路局职工李干卿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原来，江青已经把他的姐姐李去露接进了中南海，现在又想把哥哥李干卿接进中南海，中央要求山东对其严格政审。

为此，山东省公安厅于1959年7月25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由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负总责，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取证，专案组三易其稿，写出了对李干卿的调查材料。张国峰很快将这份调查材料上报公安部长罗瑞卿，罗瑞卿对此非常满意。这份调查材料的主要内容如下：

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1921年4月至1923年3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第47旅93团2营8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担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

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当时正在延安、已成为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妻子的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交代：1945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6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李干卿自己也交代：1945年10月，米瑞晟给他一支土造的3号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后，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15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
1948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65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56元，下同）；1951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390万元(合新人民币390元)；1951年6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8万元；7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5万元。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记过处分。

1959年10月，江青收到她的哥哥李干卿的来信，说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非常愤怒。而山东省公安厅的调查结论最终使江青接李干卿进中南海的企图落空，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时过境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代理人。而原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则成了毛泽东在文革爆发后打倒的第一批中共高官，即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期间，曾多次受命调查有关江青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风流韵事和叛变情况的匿名信事件，对江青过去的底细比较了解。当年，江青在上海滩闹得沸沸扬扬的丑闻资料，包括许多照片等，都存放在公安部。罗瑞卿一倒台，江青认为，报复罗瑞卿及公安系统内所有了解她底细的人的时机到了，公安系统内所有参与匿名信事件调查的官员，几乎全部被关押审查，当年调查他哥哥李干卿的公安人员也在劫难逃。

1968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专门汇报了当年山东省公安厅调查他哥哥的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带着哭腔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啊！”。陈伯达说：“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山东当年调查李干卿的问题，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在山东省革委会的报告上批示：“交吴法宪具体办理。”吴法宪当时是中共军队的副总参谋长。

1968年4月29日下午，一架伊尔—14型民航客机，紧急降落在济南西郊机场。不久，一批囚犯被押进机舱内。他们是：济南铁路局公安处长曲和钧，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长于杰，山东省交际处处长陈镜波。当晚，专机再次降落，载走了山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秉正，济南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王茂清，济南铁路局公安处保卫股长史殿安。这6个人都是当年参加审查江青哥哥的公安官员。

当夜，山东省公安厅长张国峰因身患胃癌，疼痛难忍，没有被抓到北京“隔离审查”，但被造反派转移到偏僻简陋的郭店劳改医院，严刑拷打，突击逼口供。1968年6月30日，张国峰被造反派关押审查仅两个月就含冤离世。就在张国峰去世的前一天，她的二女儿范星路费尽周折找到病房，看到原本身材高大的父亲，竟然被病痛和冤屈折磨得像一截枯柴，奄奄一息，悲从中来，泣不成声。此后几年里，张国峰的妻子范林和大女儿因病相继去世，这个遭人白眼和冷遇的“反革命家庭”，陷入家破人亡的凄凉境地。

除了被抓到北京的6名官员和张国峰之外，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案中，山东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叶茂林，仅仅因为听了一次调查李干卿情况的汇报，也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投入监狱，在狱中身患重病，出狱后不到3个月就含冤去世。这个案子还株连了其他39名公安官员及其的家属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