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中国刮起了一股“陈景润旋风”。但是在这之前，他只是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陈景润。

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的情况，并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 当时，中科院数学所三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关肇直、张宗燧作为大白旗，被迫作检讨。陈景润是华罗庚的门生，作为“最顽固的小白旗”，他被调往大连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化学所。

1962年，经华罗庚提议， 陈景润又回到了北京。 熬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 1966年第17期《科学通报》，陈景润的《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赫然印在上面了。正是文革前夕，陈景润赶上这家权威杂志的最后一班车。

文革开始。陈景润被当做“寄生虫、白痴、传染病患者”揪了出来。

批斗者唾沫横飞，用最时髦的“革命”性的语言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陈景润是属于室一级的“牛鬼蛇神”，外出时，必须自己挂好造反派赐给他的牌子。那是一块二尺多长一尺多宽的三合板，上面用墨写着他诸多的罪名，一根细绳拴着，牌子不重。去食堂买饭，也要挂着。

此时，数学界的泰斗华罗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学阀”，家被抄了，而且被“揪”到数学所进行批斗。陈景润一次次地被要求“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恩师。

陈景润从此变得更为小心谨慎了。此时，他已搬到那间刀把形的六平方米的“锅炉房”中，没有锅炉，凸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书桌了。他把房门关得紧紧的，轻易不出门。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虽然发表了，但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他要进一步完善它，简化它。

1968年9月底，数学所揪出一个姓曹的女“牛鬼蛇神”，无处关押。造反派看中了陈景润住的这间小屋。

彭，彭，——强烈的擂门声，骤然响起。一脸惊惶的陈景润被一涌而入的造反派围住。几个手脚敏捷的打手，掀开了他的床板，下面全是草稿纸和手稿，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符号、定理、演算推理过程。

“还在搞这些死人、洋人、古人的东西，还在搞封、资、修，你想复辟么？罪证如山，罪证如山！”那些“内行”的人们一边骂，一边奋力撕毁这些草稿纸和手稿。

身体瘦弱的陈景润奋不顾身地扑过去。突然，有人扭住了他瘦小细软的胳膊，往后一拧，让他领略了“文革”中最为流行的“喷气式”的滋味！

几个人扑上来，其中还不乏女将，他们剥下陈景润的衣服，瘦骨嶙峋，一根根肋骨凸出来。

他们撕毁了陈景润的手稿，搜出了他的存款、存折、金戒指，连那把福建产的油纸伞也被撕成粉碎！剩下的伞骨，居然成了鞭子，一个女将举起来，劈头盖脑地往陈景润砸去。

陈景润被赤条条地从小屋中驱赶出来。人们得意地把陈景润押往“牛棚”。突然陈景润从队伍中挣脱出来，箭一般地往“牛棚”方向奔去，往左一拐，人影一闪，只听到门彭地一声响，“牛棚”近邻的一间小屋便被关上了！门被陈景润拴死了！

小屋中，陈景润跳上桌子，迈向洞开的窗户，闭上眼睛纵身往下一跳！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一棵杨树减缓了他跳下的速度。跳楼的陈景润安然无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

当中科院绝大多数人都打起背包，到“五七干校”中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时，陈景润因为身体很差，又患过肺结核，意外地被免除了那场近似苦役的“劳动改造”。他终于从“牛棚”回到了自己原来住的那间六平方米小屋。

但是，小屋中的电线已全部被扯断，据说是为了防止被关押的“黑帮”“畏罪自杀”。没有电灯，陈景润点起那盏旧式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把小屋照得更像一间古老的囚室。这煤油灯一点便是四年！

《中国科学》杂志于1973年正式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1+2)。

自从论文发表后，陈景润就一直提心吊胆着。

一天半夜，陈景润的小屋响起了叩门声，陈景润将数学书和稿纸飞快地藏起来，然后才开门。见门口站着许多人，陈景润神情紧张地连连说：“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

这天晚上，医学专家连夜对陈景润进行会诊，结论是，陈景润身染严重的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但是陈景润说：“我不想去，谁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来运动呢……”

这天下午，书记李尚杰接到通知，马上送陈景润去３０９医院住院。

车准时开到楼下，可是小屋里却不见陈景润。楼道里没他，楼下也没他。……终于在大钟寺铁路立交桥下，人们发现了陈景润，他帽沿耷拉着，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在桥下踱来踱去。

被发现后，陈景润蹲在地上抽噎着，泪水流了一脸，嘴里喃喃着：“６３年困难的时候，我将自己省下的粮票捐给大家，运动一来，说我腐蚀拉拢工人阶级。６６年、６７年，我哪一派都不参加，连话都不敢说，结果还是被抓进了专政队。……住院要花好多钱，将来运动来了，会怎么样呢？”

根据他的病情，医院准备给陈景润配特殊护理。陈景润听说特护是按小时计算工资，坚决不要。他说：“我的事我自己能做，我不要特护，不然以后批斗的时候，罪名就会都扣到我头上。”

陈景润在医院住了没几天就吵着要出院，他对前来探望他的李尚杰说：“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再住要当小病大养的修正主义了，运动来了又要挨批斗的。”

一直戴着“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被列上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开会要带的东西，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破旧的大提包，将数学书放在最底层，盖上换洗衣物，然后将病房里的报纸收拾在一起，放进脸盆，在报纸上放上一本《毛泽东选集》。

人家说：“在那里开会，用不着带脸盆。”

“要的，要的。”陈景润固执地要将那个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的脸盆带上。

到前门饭店，负责大会接待的工作人员见他双手端着脸盆，笑了，说：“饭店里有洗浴设备，不需用脸盆。”

“要的，要的……”他仍固执地双手端着脸盆进了房间。

晚上人们去看电影或者“样板戏”了，陈景润便拿出藏在提包底层的书，看书，演算。一听到外面汽车响了，他就赶快藏起书。到了深夜，等同房间的代表睡着了，他蹑手蹑脚进到卫生间，将门反锁上，盖上盖子的马桶便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

１９７５年７月初，胡耀邦受命到中科院主持整顿工作。在胡耀邦的责问下，数学所张罗着要给陈景润搬家。

第一次，陈景润苦着脸坐在床上，对前来帮他搬家的李书记说：“我不搬，我就住在这里，要搬，我就跑走！”

第二次帮忙搬家的人走进小屋，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就七手八脚地将床抬出来了。陈景润扑上去，用胳膊紧紧抱住床头，哭喊着：“我不搬家，我不搬家……”劝说也好，数落也好，陈景润就是抱住床头不让搬。

陈景润对李尚杰说：“我不是不相信胡耀邦同志，可是今天在台上，谁知明天又会是怎么样呢！今天给我分大房间，明天可能又有人来收走，不要说我，老专家吴文俊、熊庆来、张宗燧不都被从大房子里赶出来了吗！他们赶出大房子，总算还有小房子可住，可我今天搬进了大房间，明天再给赶出来，就连这６平方米的小屋也没有了，我可怎么工作呀。……李书记，你去帮我跟领导说说，就说，陈景润说等大家住房都宽裕了他再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