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采访部主任，“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新闻“三剑客”之首、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在1949年以前，浦熙修在新闻界算得上大名鼎鼎的记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同年8 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浦熙修为此写了很多报道（《毛泽东为团结而来》、《毛泽东辞别重庆》等）。第二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开幕前的一个月里，浦熙修有计划地采访了参加会议的全部38位政协代表，对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和平建国主张进行了大量报道，指责中国国民党不顾和平、扩大内战。

在重庆时，浦熙修常去周公馆，周恩来也常常打来电话，中共不便出面的问题，由浦熙修用新闻的方式发表。《新华日报》不能登的东西，就登在《新民报》上。周恩来称她为“我们的亲戚”，固然因为妹妹浦安修是彭大将军的夫人，更因为她鲜明的政治倾向。

1949年9月，她以“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身份出席全国政协一次会议，10月1日，她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金口玉言”称她是“坐过班房的记者”，真可谓备极尊荣。

可以说，从1937年到1957年，从《新民报》到《文汇报》，浦熙修这个名字几乎风靡了新闻界二十年。

但她很快感到失落感。在1949年前，浦熙修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入党。之后浦熙修跟领导提起入党的事情，得到的答复是：五年之后再说吧。原来和她无话不谈的党员朋友，慢慢疏远了；工作上，因为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用新华社通稿，她也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发挥作用。

1957年6月8日反右运动开始。到了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开点了浦熙修的名，“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帅上有帅，……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从“坐过班房的记者”到“能干的女将”，浦熙修转眼之间面临了灭顶之灾。”

《文汇报》在头版发出《本报工作人员连续举行大会愤怒揭发浦熙修反党活动》的新闻，浦熙修的同事纷纷揭发她“对罗隆基唯命是从”、“处处听罗隆基摆布”。

浦熙修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她终于完全按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意图“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了。浦熙修开始反复“检讨”自己，她被迫揭发罗隆基，甚至在亲友的压力下，不得不交出了日记和罗隆基多年来给她的私人信件，以证明自己并无反党之心。而她和罗隆基“十年最亲密的朋友关系”，却因此恩断义绝。浦熙修亦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为了防止挨批斗的浦熙修出意外，在北航读大四的女儿受命回家看着她。那时浦熙修已生病在床，身体很差：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要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浦熙修成为右派之后，不能再从事心爱的新闻工作，整天和文史资料打交道，她曾自嘲地说：“我不能搞新闻，只能搞旧闻了。”

政治上无休止地批判、检查，思想上极度的苦闷压抑，使浦熙修的身体逐渐垮了。

1965年底，浦熙修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并动了手术。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8月被红卫兵抄了家，很多书画就此丢失；相依为命18年的妹妹浦安修也被批斗，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朋友甚至亲人都远离了她。浦熙修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西城区的一间小平房里，没有人给她升火取暖，没有人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她的癌又复发了，便血，一夜夜的呻吟哀号。

到了1967年，浦熙修几乎都没有办法走动。医疗关系被转到了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准备开刀。但是医院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浦熙修是大右派，就在她的病例上写了“明天斗争大右派浦熙修，勒令她出院”。 浦熙修病情后来越来越恶化，但住院数次均因为是“大右派”被赶了出来。女儿袁冬林至今保存著两本发黄的病历。在住院号为112936的那页病历记着：“1968年12月10日，今日上午10时余，病房全体休养员召开大会，并写通令，对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下午出院。”

1970年4月23日，弥留之际，浦熙修躺在北医附属人民医院急诊室走廊里，政协的一个工作人员俯身问她是否还需要抢救，她微微地吐一句“别费事了”。背负著沉重的政治包袱，经受着精神与病痛的双重折磨，她孤独悲凉地走了，身旁没有一个亲人。

当时浦熙修的儿女均在外地，昔日故交则大都断了联络。有人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才敢打听浦熙修的下落。连昔日并肩与她作战的名记者彭子冈，曾经在浦熙修身患绝症时候去探望，后来也不无辛酸地回忆，“她和我之间还是1957年的同患难者，若不是领导让我去北京医院探望她，我是不会也不敢去的。”

一代才女浦熙修走了。死时，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善良的邻居刘嫂陪伴着她。